虎门六大服企坐论商道

字号:小 中 大 2008-11-11

　　10月22日，在距离第十三届中国(虎门)国际服装交易会开幕不到一个月的日子，虎门服交会组委会组织了镇内6家服装企业与来自国家级、省、市及镇内等10余家媒体的记者座谈服装发展之道。参加媒体座谈会的6家企业分别是以纯、狐仙、依米奴、温纯、快乐滨尼和大莹。　　

　　据这6家服装企业的品牌推广负责人说，尽管目前国际经济大环境不好，但他们受美国金融危机直接影响不大，主要是通货膨胀导致原材料上涨成本增加,他们对前景依然充满信心。　　

　　以纯集团董事长秘书曾伟君在与媒体记者交流时说,老板郭东林有一句名言：“人的一生要做几件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正是这句话的影响下，以纯集团早在10年前就前瞻性地完成了企业转型升级之路。因此，当眼下整个行业国内外经济环境影响时，以纯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大的阵痛。他坦言：“这次企业受美国金融危机直接影响不大，主要通货膨胀导致原材料上涨成本增加。同时，经历这次影响还可以促进市场重新洗牌。”在谈及以纯的发展策略时，他说：在未来3至5年，集团将在品牌提升和创意两方面狠下功夫，主攻内需，国际市场则顺其自然发展。目前最困扰公司发展的是人才瓶颈问题，而以纯采取的策略则是外部招聘和内部培训，基本能满足人才缺乏的现状。　　

　　从第一届服交会开始参展，一直跟随虎门服交会一起成长的狐仙服饰有限公司，目前已成为虎门的另一大品牌服装。其公司品牌推广部部长欧阳凯说，参加服交会主要是进行狐仙产品和形象展示，今年将以品牌推广为主。狐仙的品牌定位是白领，年龄定位在25岁至35岁之间。狐仙现在在全国大概有200多家专营店，集中分布在华中和华南一带。因此，目前公司主推的战略是关注顾客和消费者的感受，巩固消费群体，稳定现有市场。为此，公司将08年定位为服务年，在VIP承诺、消费群体服务、产品质量、售后服务方面更加注重规范，给客人以最高的服务和个性需求。与此同时，公司今年还新开发了网上销售系统平台,作为辅助销售手段。　　

　　依米奴品牌推广部经理陈彬则对于公司今年力推的环保理念推崇备至。据他介绍，在今年服交会上，依米女奴公司将布展10个展位着重向消费者和客商展示公司环保形象，重点在面料上加以体现。他还告诉记者，注重环保也是公司今年以来推进产品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手段。目前，依米奴公司市场定位主要在大、高中学生及商务休闲系列装，并在这方面引领企业品牌文化建设不断迈上新高。　　

　　“温纯”销售部负责人在座谈时说，“温纯”一直走的是都市时尚休闲路线。由于老板经常游历世界各地，对各地青年时尚需求了解较多，因此，公司在五年前就已完成转型之路。从目前来看，公司仅设计部就拥有80多人，并经常派驻韩国、香港考察，紧跟世界时尚脉搏。同时，公司还动巨资引进先进制造设备，将生产基地转移出去，将设计和销售则留在虎门。这些都为公司转型、将康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谈到这次参展时，该人士指出，公司今年将重视概念性的展示，提升公司品牌文化。　　

　　“从哪里开始？”“就从你今年的转变开始！”22日下午，弘越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柱荣在与媒体记者的开场白中就来了一句冷幽默。据他介绍，弘越服装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开始做加工，从2005年开始做品牌服装,并致力于打造国际童装品牌。目前已成功开发出品牌童装“快乐滨尼”，品牌一上市便以强劲的发展势头占据国内童装市场，带给儿童一种全新、自信、活泼、亮丽而又健康的个性。“每年一度的虎门服装交易会目前在知名度、招商、咨询等方面，都为企业发展提供了不少帮助。因此，今年参加服交会，除了参展外，还将举办一场童装发布会，借此进一步提升我们企业品牌文化建设和形象推广，实现更大程度 的飞跃。”罗柱荣说如是说。　　

　　大莹东方国际服装商贸城董事长助理邓子菊表示，虎门因有成熟的市场，以及政府的大力扶持，所以有利于服装的发展。就大莹来看，目前最大的亮点则是大力推广电子商务批发，这钟新兴的批发模式将最终淘汰前店后厂模式。

男装产业发展战略之辩

字号:小 中 大 2008-11-11

　　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纵深推进，中国男装经过二十年快速发展，正步入产业转型与提升的关键时期。尤其是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形势动荡对服装出口的影响进一步显现，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带来的成本上升等种种不利因素，使得服装企业的生存环境更加严峻。在这种危机与转机并存的宏观大势下，正处于升级进程中的男装产业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2008中国男装产业升级高峰论坛举行

　　10月29日，2008中国男装产业升级高峰论坛在江苏省常熟市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经济日报报业集团服装时报社、江苏常熟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常熟服装城协办，并得到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服装协会大力支持。３00多位来自纺织服装行业、商业流通领域的权威领导和相关政府官员、著名品牌专家、业界精英齐聚常熟市国际会展中心，共同探讨新经济环境下的中国男装产业发展大计。

　　2008中国男装产业升级高峰论坛对产业未来发展将产生里程碑式的意义。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男装产业由“三来一补”加工起步，1990年代进入蓬勃发展期，大小规模的男装加工企业在全国各地兴起。进入新世纪后，注重品牌经营的多元化产业格局逐渐形成，不仅先后涌现出雅戈尔、杉杉、报喜鸟、七匹狼等一大批知名男装品牌，并且还崛起了宁波、温州、泉州等庞大的男装产业集群。然而，尽管男装产业发展基础雄厚，但创新原动力不足、品牌价值空心化、国际话语权缺失，仍是现阶段产业及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命题。

　　今年以来，各种不利因素叠加效应显现，中国男装产业如何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参与国际竞争，实现可持续发展？2008中国男装产业升级高峰论坛正以此为主题展开。议题包括：经济发展减速给男装产业带来什么机遇和风险？男装终端市场销售格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未来十年，中国男装能否迎来品牌消费时代……

　　常熟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永达为本次论坛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辞，他希望各界专家为男装产业的发展积极献计献策，这不仅将推动常熟服装产业发展，而且对整个国家的服装产业发展将起到重要意义。中国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中华全国商业信心中心常务副主任王耀分析了男装销售市场的最新形势，恒源祥集团彩羊产业总经理奚锡对品牌理念进行深入探讨，著名策划人王伟星通过沙盘演义分析男装企业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应对策略，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彭桂福与业界共享关于扩大内需市场的最新动态……

　　经济日报报业集团服装时报社总编辑徐波高度赞赏论坛嘉宾所碰撞出的思维火花。此外，本次论坛举行期间，正值第九届中国江苏（常熟）服装服饰博览会举办之际，中国常熟服装城管委会主任潘云来表示，现场各界不同观点的精彩演讲，势必为常熟男装品牌在国际市场中顺利成长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从我国男装集群板块来看，常熟正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公开资料显示，常熟拥有４５00余家男装生产企业，常熟服装城内有着10000余家男装专卖店。作为一个新兴且处于上升期的男装产业集群地，常熟正逐步成为国内最大的男装集散地。经过多年探索与发展，常熟男装产业已积累了较强的综合实力，同时集聚了产业链和商业流通各个环节的优秀资源，一幅男装产业变革的地图正在悄然形成。

　　彭桂福：

　　重新审视中国服装内需市场

　　主题演讲开始之前，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彭桂福特意提高了声调。他说，在座各位企业老板们，可能心情比较沉重，因为大家都提到怎么“过冬”。

　　“正是如此，国内消费市场才显得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彭桂福强调，在日前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国家有关方面已经提出，不断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社会消费品需求，至关重要。“目前各大部委都在探讨扩大内需的措施和政策。”他表示，投资、出口、内需是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一直以来投资、出口的贡献率都要大于内需，今年以来，内需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首次领先。同时，去年至今年前３个月，在出口普遍不好的形势下，国内消费以两位数比例增长，而作为“衣食住行”首位的服装行业是拉动国内需求的首选。

　　彭桂福还谈到了出口企业的困惑，他认为，从国际资源配置来看，任何企业的定单都将流向低成本，没有一个进口商愿意承受高成本，而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也是不可持续的，人工、土地、环境各个方面的因素都要兼顾。再者，从发展趋势来看，世界制造业中心总是处于漂移状态，“从这点出发，我不赞成中国做‘世界工厂’。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成为世界工厂，如果真有，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哀。”

　　眼下，受金融危机影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市场，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发力点。此外，“金融重灾区”的美欧等国的企业也把度过难关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市场。彭桂福透露了部分日前在商务部参加座谈会的最新动态，他认为国家提出扩大内需的政策已经十年之久，目前各部委共同研究内需政策，其重视度尚属首次。“从纺织服装行业宏观局面来看，必须大力提高商业和内需的地位，政治导向和政策上也要迈出实质性步伐，以实际措施推动民族品牌建设。”

　　企业应如何在具体策略上应战内销市场？彭桂福表示，首先企业家们要全面提升信心，“现在，媒体和电视整天传播危机论，我们当然不能掩盖事实，但不能总是一片漆黑。”其次，加快产品研发，研究符合全国消费习惯的产品。他举例说，有的企业家热情很高，宣称现在销售做到2000万，再过两年，要做到2亿，如果只是单纯的产量增长，这就没有意义，如果同样是100万件，销售额却从2000万跨越到2亿，这才是提高产品附加值、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彭桂福最后提醒服装企业，要加快商业创新，“新的商业模式出现，往往都能获得很大的成功。”

　　王伟星：

　　物竞天择表明企业竞争优势

　　金融风暴是个热门话题，著名品牌策划人王伟星笑着说，其实更应称作“金融海啸”，因为当9月美国虚拟经济破灭时，欧洲人还在观望和嘲笑，转眼间就被大浪冲得一塌糊涂。他表示，这场“海啸”看似虚拟经济的破灭，实际上是地球村的物种演变，谁能最后活下来，不在于谁最强大或最聪明，而是谁更能适应环境变化。

　　“中国有句话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随着环境变化，不断改变基因和策略的企业，才能在困难中重生。”王伟星认为，面临目前的种种不利因素，中国的服装企业应该如何应对？他提出，有两个战略层面值得业界思考，一是活在趋势中，二是困境中如何发展。

　　所谓活在趋势中，即抓住未来趋势的价值点。王伟星举例阐述，20年前，杉杉、雅戈尔抓住男西装这一市场切入点，迅速成长并稳步发展，而后七匹狼、劲霸等一批福建品牌抓住商务休闲这一价值点，瞄准二三线市场，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今天，商务休闲品牌遍地都是，新一轮的价值点又在哪里？”王伟星说，首先，企业需要细分市场结构，然后在不断细分中寻找价值点，“但目前来看，很少有男装企业能精准定位，包括七匹狼、劲霸，喊得是差异化，做得是同质化。”其次，他表明，男装企业要在渠道中裂变，“要做男装，就要做大单，要开大店，全国范围来铺渠道。”

　　困境中如何发展？王伟星建议企业：一是稳住现金流，不要盲目扩张；二是瞄准大众市场，以创新型战略实现扩张。上世纪90年代，日本崛起了一个国内最强大的服装品牌Ｕｎｉｑｌｏ（优衣库），这个定位于７－５0岁年龄层的大众消费品牌，在日本经济萧条时期获得了市场欢迎。王伟星认为，Ｕｎｉｑｌｏ的市场定位战略值得业界借鉴。同时他表示，对于企业而言，困境中的第一指标，并非销售额和利润，而是现金流，“如果这时你盲目扩张，现金流一旦堵塞，就是最痛苦的，中国有太多企业因现金链断裂猝死，最典型的例子是巨人集团的倒闭。抓住现金流，就抓住了生机。”

　　与眼下铺天盖地的业界舆论一致，王伟星也表示，今天我们正在面临严冬，今冬和明春的这段时期，中国服装企业将进入更大的困境，企业家既要找准方向，也要思考朝着方向应该怎么走。不过，尽管困难重重，王伟星仍认为前景依然光明，他以雪莱的一句诗来表明对行业未来的憧憬：“冬天既然已经来了，春天还远吗？面对市场的变化，希望总在后面。”

　　王耀：

　　经济动荡影响国内服装消费

　　“今年10月以来，国内服装消费出现分水岭。各品类服装均呈现下滑趋势，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下降。”中国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中华全国商业信心中心常务副主任王耀说，这种服装消费格局的变化值得业界研究和关注，当然，这与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有一定关系。

　　王耀表示，根据前8个月大型零售企业数据显示，商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３％，但服装消费有所下降，时尚休闲类服装销售大幅下降。他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是从0７年上半年起，消费者满意指数和信心指数下滑；二是服装商品同质化现象严重。

　　男装服装消费形势如何？王耀分析，从1998年到2008年前8个月的统计数据来看，这10年，男西装变化并不十分明显，但逐年平稳增长，今年增长幅度比200６年稍高；衬衫今年已经跌到200３年非典时期，增速下降；夹克衫出现10年来首次负增长；牛仔服装也跌到10年来最低点。王耀指出，这一数据不仅反映出，今年男装市场消费低迷，也表明正装消费回升，休闲服装消费遇冷，这也将成为明年的男装消费趋势。

　　而从品牌市场占有率来看，2002－2008年，男装品牌之间的差距小，消费者对品牌认知度变化不大，雅戈尔、罗蒙、杉杉、报喜鸟、红豆等品牌始终占据着市场中的重要位置。

　　王耀同时强调，今年以来，北京、广州、杭州等重要城市消费能力逐月下降，金融风暴重创高端服装消费，中档消费也在10月首次出现负增长，市场出现刹车现象。此外，今年1月起，服装单价明显高于去年，但又逐月下降，如男装单价1月比去年同期高1７元，５月比去年同期高４元，8月后男装单价低于去年同期。

　　“今年市场发现了很大的变化。”王耀说，这种变化甚至是前所未有的，还呈现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受金融风暴影响，高端消费受创，奢侈品品牌选择关店或提价；二是消费者购买服装周期变长，从月购买变成季度购买；三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更加理性。基于这一变化，王耀建议国内男装企业选择多品牌发展战略来扩大市场，比如阿玛尼旗下已有8个品牌，细分各个层面不同的男性消费市场，这是较好的品牌案例。

　　王耀最后表示，未来2个月到明年，将是服装企业最困难的时期，大家不仅要减少产量，增加产品附加值，更要重视经济减速、消费下移给商业市场带来的机遇。

　　奚锡：

　　品牌战略决定未来十年命运

　　恒源祥集团彩羊产业总经理奚锡承认现在的行业形势比较严峻，但他建议焦灼的企业家们不妨把眼光往后看，想想再过10年，中国服装企业在哪里，行业的未来是什么样？

　　奚锡认为服装行业的发展前景还是十分乐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人均ＧＤＰ为７0７8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为约8５６美元。如果2020年实现翻两番，那么到时候人均ＧＤＰ应该达到３５00美元左右。根据国际经验和市场发展趋势判断，当人均ＧＤＰ达到３000美元以上时，消费者对品牌消费的需求将越来越强烈。因此，可以预见未来的５－10中，中国消费品牌的时代即将到来。

　　对于这个全新的时代，奚锡提醒企业需要注意，由于产品日趋同质化，品牌将是最大的差异化体现，找到财富增长的新方式，取决于企业实施的是以品牌为导向的产品战略还是以产品为导向的品牌战略，这将直接决定未来的生存和发展状态。

　　以产品为导向的品牌战略，企业首要关注的是产品的款式、颜色、科技、原料、包装等等，生产出产品后再把商标贴在产品上进入市场销售，这是大多数企业的常规思路和做法，但消费者注意力容易被新产品吸引，这时的商标（品牌）就会随着产品被淘汰而消亡；相反，以品牌为导向的产品策略，企业首要关注的是如何通过经营品牌的能力提升品牌价值和消费者对品牌的记忆，然后才选择与品牌、与消费者记忆最匹配的产品，最后把产品贴在商标上销售，这时产品仅仅是商标的载体。

　　奚锡表示，随着国际化进程和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提速，这部分的消费者对品牌的需求将可能呈现井喷，中国真正的品牌消费时代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而来，这对品牌企业是重要的机遇期。此外，愈发成熟的消费者将为满足自身情感和精神需求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如何才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这部分的需求？这对长久以来习惯于制造的服装企业是极大的挑战。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奚锡坦言，目前的行业危机，既是危险又是机会。在严酷的市场条件下，在某些行业中，已经感受到了不具备品牌或者品牌影响力弱小的企业已被淘汰出局，市场里、行业中的品牌已经变得越来越集中，表现优异的一线品牌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通过本次论坛，我们感受到产业升级对企业命运可能带来的转折，也体会到面对金融危机的企业所遇到的压力。在此，我向各位业界人士提供四条最新信息：

　　1、前三季度，我国ＧＤＰ增长首次跌落到9．9％，这是五年来首次落到一位数。相当多评论认为，明年增长率将下降到8％左右。

　　2、美国次贷危机已经传递到实体经济。美国汽车产业前9月生产下降1３％，福特下降1７％，克莱斯勒宣布大幅裁员计划，裁员幅度达2５％，美国汽车股跌到29年来最低。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公司宣布，12月11日－1月12日，全线停产一月，更多西方企业开始实行每周三日工作制。

　　３、零售市场发生变动。伦敦、巴黎最繁华的商业街已经把每年的圣诞促销活动提前到10月。另外，台湾百货公司、零售店、连锁超市连续三月销售出现负增长，9月当月下降５％。

　　４、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统计数据显示，8月服装出口累计增幅下降到最低，一般贸易增长几近零，是服装产业多年来未遇到的情况。1－8月，广东省出口下降４8％，其中深圳降幅达６8％。

　　客观地讲，去年底开始，金融危机严重波及到服装产业发展。服装上下链条联系紧密，但我们应该看到，互联网的介入、资本运作、终端升级、文化创意等等因素，相对来说，中国男装企业已经拥有强大的优势，抗风险能力也比较强。但经过几年急速扩张，如何保持生产力，如何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如何在内销市场赢得更大份额，这依然是值得持续关注与紧急探讨的问题。我们欣喜地看到，常熟广大生产企业和销售市场，面对不利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有准备，有思考，有信心，我们祝愿常熟市４５00家男装生产企业和10000余家男装专卖店迎难而上，在探索科学发展的道路上继续走向成功，争取新的辉煌！(秦英福)

　　“面对国内外严峻形势，常熟服装人正在努力思考未来之路，并为中国服装产业发展作出一份贡献。”——常熟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永达

　　“要重视经济减速、消费下移带来的商业机遇”——中国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中华全国商业信心中心常务副主任王耀

　　“产品导向还是品牌导向，决定未来企业生存状态”——恒源祥集团彩羊产业总经理奚锡

　　“谁能最后活下来？不是最强大或最聪明的，而是最能适应环境变化的。”——著名品牌策划人王伟星

　　中国不可能永远成为“世界工厂”。如果是那样，那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哀。”——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彭桂福

　　经济日报报业集团服装时报社总编辑徐波作为主办方负责人及媒体代表对本次论坛进行总结。

来源: 服装时报

字号:小 中 大 2008-11-13

　　浙江伴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德荣始终面带微笑，几年前下苦功搞了技术改造，现在企业新接手的外贸订单科技含量很高，利润空间也大。今年从美国客户手中新接的一份订单就有意思，加工这批服装不用缝纫机，而要用特制设备直接将面料粘起来，制成的衣服轻便，还防水防风。加工一件这样的衣服，“伴宇”能赚30多美元，是加工普通休闲装的6倍。今年1至8月，公司实现利润1565万元，同比增长10.5%，是当地服装业的赢利冠军。

　　一份从容与自信。浙江纺织服装业的企业主们，以技术改造、自主创新来转型升级，沉着应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同时，因了国家提高部分服装纺织品的出口退税率，企业得了实惠，喘过了气，鼓起了劲。

　　浙江纺织服装出口企业两月获益5亿元

　　记者从浙江省外经贸厅获得一份统计材料，根据国家此次出口退税调整政策，浙江省有1120多个细目的出口商品受益。浙江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大省，纺织品、服装、玩具、塑料制品、家具、缝纫机、工具等行业将从中获益。其中纺织品、服装产品出口占全部受益产品出口额的90.4%，其出口退税率由8月1日的13%进一步提高到14%。

　　今年前三季度，浙江省纺织品、服装出口321.88亿美元，同比增长21.2%。这次上调出口退税率，基本涵盖了全省出口的所有纺织品、服装产品，涉及的出口企业近1.23万家，占全省全部各类有出口实绩企业数的38.8%，涉及的出口额占全省出口整体规模的27.3%。

　　据测算，纺织品、服装出口退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企业出口1美元可多退0.07元人民币的出口退税。此次纺织品、服装出口退税率上调，可使今年11月、12月两个月，全省纺织品、服装出口企业多获得退税5.2亿元人民币，政策“含金量”非常可观。再加上今年8月1日实行的纺织品、服装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的政策因素，预计年内浙江省纺织品服装出口企业因两次上调出口退税率而多获得退税额，总共在35亿元左右。

　　绍兴纺织品对全市出口贡献率达53.8%

　　作为纺织大市的绍兴，上下游产业吸纳就业人数超过百万。这里，拥有亚洲最大的中国轻纺城。这里，刚刚举办了2008中国柯桥国际纺织品博览会（秋季），来自美国、法国、日本等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名境外采购商，在此洽谈交易。

　　绍兴是全球纺织业的重要基地，一举一动，皆引人注目。

　　来自绍兴市经贸委的消息称，全市纺织业在紧运行中增长稳健，生产、效益、出口、投资等主要增长指标较为协调。1至9月，全市纺织业实现产值1657.8亿元，同比增长12.2％；完成销售1649.1亿元，同比增长12.9％；实现利税90.5亿元，其中利润53.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和1.6％；完成出口84.7亿美元，同比增长27.5％；完成工业投入137.5亿元，同比增长8.0％。

　　在行业普遍不景气情况下，绍兴市自营出口优势明显，进一步巩固领先地位。海关统计数据显示，全市输美纺织品总额不跌反涨，8月是今年来单月增幅最高的月份。1至9月，纺织业实现自营出口84.7亿美元，同比增长27.5％，纺织品对全市出口的贡献率达到53.8％。

　　绍兴市委书记张金如说：“绍兴经济转型升级要争取走在全省前列，首先看纺织，这个挑战躲不开，也避不了。全市上下正坚定信心，加快提升发展纺织业。”

　　“我们绍兴人有底气”，绍兴纺织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在成本控制、研发、销售等方面优势不小。绍兴纺织业人均创利为全国的1.8倍，劳动生产率为全国的1.6倍；2008年上半年纺织品出口增幅更是高于全国22个百分点。

　　浙江新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仁良说：“我们本来是以传统织造为主，但在出口竞争中毫无规模优势。我们就下决心搞无纺布织造。一条无纺布生产线投资就超过1.6亿元，今年我们还打算上第四条线。而原有的织造和服装，我们会继续有计划地缩减产能。”

　　“新中天”如今已是全国最大的无纺布生产基地，目前，三条无纺布生产线开足马力，预计今年产量能达2万吨，比去年增加50%。

　　最大意义在于增强了企业家信心

　　浙江省外经贸厅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此次退税率上调是国家继近期增加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实施新的外汇管理条例和两次下调“双率”之后的又一次较大的调控举措，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出口企业的盈利空间，缓解目前企业资金紧张的局面，增强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浙江企业纷纷表示，此次出口退税率的上调，是国家在当前国际国内宏观环境趋紧形势下释放的又一条重要信号，最大意义在于增强了企业和企业家的信心，而明年外贸出口是否能保持稳定增长的最关键因素，还取决于国际市场的整体需求。

　　浙江不少出口企业并没有被动等待，而是借此机会“勤练内功”。根据在广交会一期调研显示，生产企业中有75％的企业今年投入新产品研发、品牌建设资金比往年增长，其中60％的企业增长在10％以上。针对今年生产成本不断提高而出口价格难以相应提高的严峻现状，企业纷纷通过开发新产品、采用新设备和新技术、寻找替代原材料、加强内部效益管理等办法来积极应对。

　　经历了多次风雨的绍兴纺织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不等不靠，从财务管理、成本控制、信息化、员工培训等各个方面挖掘潜力，从容化解困难。

　　做筒子纱染色起家的“国周纱线”，已全面运行了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现在，工厂200多台染缸都配有联网电脑，每位员工手上都有一张工艺卡，老总每天一到办公室，只要打开电脑，就知道今天有多少订单，完成了多少，机器运行情况如何。

　　 “与项目实施初期相比，每年节约成本超过1000万元以上”，总经理助理张东介绍：今年，面对能源价格的攀升，企业又启用企业能源管理系统，合理控制水、电、汽、油的利用，对冷凝水、冷却水、定型机废水的热量进行回收，成本比长三角地区同类工厂又降低了约20%。

　　富润印染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林中说：“轻纺印染企业的困难是行业性的，每家企业都没法独善其身。现在，对企业来说，生存就是胜利，站着挺过去就是尊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我们要一心一意提高产品档次和质量，改善管理水平，想尽办法生存下来，等待下一个发展的高潮。”(文/袁亚平　江南)

——产业链阴谋，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郎咸平 著名经济学家

美国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大学生，而中国培育出这么多优秀大学生为什么失业？难道是我们学生程度不够？难道是我们同学不够用功？难道是我们同学专业不对口？那我告诉所有读者，为什么大学生就业难……

去年我在全国洋溢着股市楼市的欢乐气氛下发表了一篇刺眼的文章----“中国经济的八大危机”，承蒙读者的支持，该文点击率已经超过一亿。但让我感到痛心的却是这篇文章没有受到决策者的注意，因此全社会在今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今年所发生的一切经济的噩兆均验证了我当时的预测。但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胜利带给我的却是更沉重的负担，在众多网民的要求下，我接着八大危机的文章进一步唤起全民意识的觉醒，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产业链战争时代。

我不是阴谋论者，也不是为了吸引大家眼球。此时此刻，当我写下这个标题，我眼前不禁浮起2008年四月份我在吉林大学的场景：当我问起“你们在座各位同学有多少人一毕业就要面临失业的痛苦”，台下是那可怕的安静。那么我请问大家为什么大学生就业难？你们相不相信你们在媒体看到的解释原因基本上都是错的？其实这也不是媒体的错，只是大家不了解全球产业链阴谋而已。

我希望我们的新一代，希望我们未来的领袖们都能具备逆向思维的能力。而对于媒体上以及很多专家学者提出的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这个命题本身，能多一些辩证思考。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吗？

首先我想问问大家，你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么？我在这里清楚地告诉各位我的研究结论：中国根本不是制造业大国，真正的制造业大国是美国！大家可能觉得我这个结论很荒谬，因为很明显一方面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环渤海经济圈在制造业的各个层次上表现好像很是欣欣向荣，另一方面在诸多产品产量方面中国在世界市场上都是首屈一指。

那么我怎么说我们不是制造业大国呢？我要跟各位谈的就是一个新观点，也是我个人的研究心得。我要清楚地告诉各位：今天的国际竞争已经不是企业的竞争，已经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全新的产业链的战争市场。

什么叫做产业链战争？我就以芭比娃娃为例，芭比娃娃也是中国出口玩具中的一种，而众所周知去年中国和美国之间产生了比较严重的玩具贸易摩擦。美国政府以及美泰等美国玩具进口和零售商对我国的玩具出口产品百般挑剔，比如提出含铅量超标等等的问题。可是当我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会含铅量超标呢？又有多少退货是产品设计的问题呢？

而大家知不知道，以芭比娃娃为例，我们制造的过程当中，破坏我们的环境，浪费我们的资源，剥削我们的劳动，可是真正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制造出价值一美金的芭比娃娃，但是最后在美国沃尔玛的零售价格是9.99美金将近10美金。我请大家仔细想想，从一块美金升值到10块美金的的过程当中，10减一，这9块美金的价值是从哪里来的？

产业链6+1

我们的制造业工厂，对外拖欠原料和组件货款，对内延长劳动时间等等，真可谓不择手段，不停压榨，然而放在全球产业链的视角下，只不过是只针对一美金这部分做文章，在最不赚钱的领域不停压榨！这种死拼完全忽视了产业链战争的特点。实际上，任何行业的产业链，除了加工制造，还有六大环节：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正是这六大环节创造出了九美金的价值，而他们这六大环节就是整条产业链里面最有价值能够创造出最多盈余的一环。不过在现在的全球竞争格局下，这些环节中最关键最赚钱的环节，几乎都不是我们中国企业所控制的；少数中国企业意识到了，继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可悲的是，大多数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还没有觉醒！

那些没有觉醒的大多数在国际分工之下，被分派到哪一环节了呢？事实上，都被分到附加值最低的，浪费资源的，破坏环境的，不得不剥削劳动的——制造环节。而其他有价值的环节基本上全部掌控在欧美各国的手中。也就是说，当我们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动创造出一块钱血淋淋的产品之后，我们同时就替美国创造出九倍的价值。当我们创造出一万美元的价值之后，我们就同时替美国创造出九万美元的价值。因此中国越制造，美国越富裕。

中央党校周天勇所收集的数据证实了我的观点，从这些数据来看，这种制造业对中国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和劳工的剥削是不可想象的。

以资源浪费为例，中国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而且这10年来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而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 20%以上。

以环境破坏为例，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 16个。

以剥削劳工为例，根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而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目前没有统计。而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迫使伤残民工因耗费不起钱财而放弃上诉回到农村。

从产业链分工看大学生就业困难

那么，这个国际产业链的战争和大学生就业有什么关系？我想大多数人应该答不上来。那我告诉所有读者，为什么大学生就业难。我们在大学扩招合并造出这么多大学生的时候，当初是个什么思维？因为当初我们国家大学生的比例严重低于欧美平均，所以我们就误以为我们培养更多的大学生之后我们经济会更有质量，会更高速的发展。我们哪里知道，这个想法前提就是个问题：美国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大学生，而中国培育出这么多优秀大学生为什么失业？难道是我们学生程度不够？难道是我们同学不够用功？难道是我们同学专业不对口？

我刚才讲的几句话应该是媒体里面所谈论的现状，实际上这些解释都是错误的：事实上，既不是我们中国学生不用功，也不是因为我们专业不对口。首先，我想谈一谈专业不对口，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特别可笑，而且可笑得一塌糊涂！我在美国教过不少顶尖的大学，也在世界其他地方教过不少课。可是我教了这么多的学校，我就从来没看过那里哪个学校是专业对口的。那既然美国的大学生专业不对口，我们中国的大学生专业不对口有什么错呢？

再想想，本科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本科教育的目的就是专业不对口。为什么呢，因为是通才教育而不是专科教育。什么叫通才教育？也就是说美国大学生和我们大学生一样，要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哲学，那么这些学问跟就业关系不大，这就是通才教育的本质。

那么请读者做反向思维------产业链跟我们大学生就业难有什么关系。关系太重要了，而且是唯一的。在整条产业链六加一的环节里面一是什么，一是制造，就是这种血淋淋的制造业，还有六，六就是从产品设计开始到零售这六大软环节，六加一的环节里面，真正需要大学生的是六而不是一。举个例子来讲，就说工厂，从董事长到门口的保安，可能没有一个大学生，为什么？因为它的本质是不需要大学生。那么真正需要大学生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产业链里面六大软环节需要大学生包括产品设计、仓储运输、原料采购、订单处理、批发经营、以及终端零售。

那么，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是一个以一为主而不是一个以六为主的产业结构。这个产业结构本身，构成了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源头。我国的产业现状不足以支持这么样的大学生比例，这就是大学生找工作难的原因。那么为什么美国需要这么多的大学生呢？因为美国所掌握的就是产业链里面最有价值的六部分。它要通过大学生的通才教育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但是有一点是我们一直忽略的，那就是我们甚至不理解国际产业的分工当中我们国家是处于何种的劣势地位。

所谓劣势，就是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国，它产生了诸多的后遗症，读者应该已经完全感受到了。就比如我们很多的大学生，毕业之后不得不考研究生，研究生考过了又失业了。再考博士生，但是博士生要做本科生的事，你不觉得是很大的人才浪费么？

产业链定位悲剧

赤裸裸的事实是我们已经失败了，因为我们被定位在价值最差的制造业环节，而这个制造业环节的特征就是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剥削劳动力。而六大软环节，既不剥削劳动，又不浪费资源，更不破坏环境，却能创造出九倍的价值。大学生在这六大环节当中才能有学有所用,才能替国家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以我国制造业而言，2006年，还有可能达到百分之五的净利润回报。2007年呢？百分之二左右吧。2008年今年呢？可能是负的吧。那么我们制造业的困难不是我们不勤劳，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一开始就定位在整条产业链结构中最没有价值的一部分。

你认为我们中国还有廉价劳动力优势么？过去，你可以这么想，但是今天你一旦读完这篇文章，就不能这么想。因为劳动力的优势对个别工厂而言可能有优势，但是，在整条产业链的竞争下，我们毫无优势。我再以芭比娃娃为例，整条芭比娃娃的产业链的十美金，而制造业的劳动成本，只占着一块美金的百分之二十五，也就是说，整条产业链是十美金，而劳动成本只占两毛五分。这么少，因此想透过中国廉价劳动力走出国门的企业都必将失败。

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两个企业一个是TCL，一个是明基(BenQ)，TCL和明基都提出来要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和国外的品牌、技术要走出去。

我的观点就是——“你一定会失败”。而且大家知道我讲话比较绝对，类似“你有可能会成功”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我从来不讲。具体来说，像TCL李东生合作、收购了阿卡特尔以及法国的汤普森，明基收购了西门子的移动业务。阿卡特尔也好，汤普森也好，西门子也好，不都是国际名牌么？不都有着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么？既有品牌又有技术，再配合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哪有失败的可能，当然应该成功了。

但是，今天大家读完我对产业链的分析之后就不应该这么想，读者应该和我一样同时直面批评他们一定会失败。为什么？因为劳动优势只是一块钱的百分之二十五，而在十块钱里只占了两毛五分钱的劳动成本优势根本没用。一两年之后，两家公司的合资业务轰然倒塌，根本走不出去。我可以很清楚的跟大家说，今天中国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国企和民企哪个更有效率的问题，而是在这种国际产业链分工之下，如果国企和民企不能急起直追的话，有可能双双被淘汰，事情就是如此之严峻！

产业链阴谋与二元经济的成形

产业链阴谋下的中国企业的本质就是在夹缝中苦苦挣扎。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却极快，每一年以1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我国这十余年来的经济发展的思维就是扭曲畸形的。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以推动GDP的方式（也就是我所批评的以GDP为纲的理念）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我以GDP的组成为例，欧美日本的GDP当中70%是消费，也就是社会需要什么物品，就生产什么物品，因此是正常的经济成长。我国GDP当中消费只有35%,是欧美日本的一半，这种消费不足的现象主要还是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所导致，老百姓必须存钱上学，住房和看病，因此不敢消费。那么我国GDP其余部分是怎么构成的呢---------也就是超过一半的GDP都是固定资产投资，而欧美日本的固定资产投资只有我们的一半。什么是固定资产投资？也就是读者到处可以看到的高架，桥梁，地铁，地产等等。这些过度的投资带动了经济的成长。所以我国经济就是一个畸形扭曲的“二元经济”，一方面是由于产业链定位错误苦苦挣扎的制造业，另外一方面是极其火爆以拉动GDP为主导的建设工程包括了钢铁，水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型国企，替他们融资的银行等等。前者占了经济总量的七成，而后者占了三成。这种二元经济就是中国的特色,但是最近几年由于政府政策的错误,使得二元经济现象更加严峻。

第一个错误就是以拉动GDP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无疑的造成投资过多，而消费过少的局面-----------我们工厂生产出这么多的产品由于国内消费不足，只有出口卖给外国人消费，因而必定造成所谓“出口创汇”的现实情况，我国出口减掉进口的贸易顺差几乎是日本的两倍，而达到9%的高水平，因此外汇迅速积累。截至2008年七月为止，我国外汇存底已高达1.8万亿。这么多的外汇给了欧美各国极好的借口压迫人民币升值，而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使得二元经济当中产业链定位错误的制造业更加雪上加霜，使得制造业部门变冷，而火爆的建设部门相对的持续发热。

第二个错误就是劳动合同法的不当推出，这里我要做一个表态，劳动合同法本身它的意义是重大的，我相信全国老百姓包括企业家以及劳动者，对于劳动合同法的本质意义都会赞同。问题是这么重大的法案，竟然没有经过反复的讨论论证，更严重的是，没有经过任何的试点就全面的推出。仓促推动之下，进一步打击了过冷部门制造业的投资营商环境，而使得过冷部门更冷，而过热部门相对持续发热。

第三个错误就是宏观调控的错误,------------政府看到了股市和地产的过热就持续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力度。具体举例而言，2007年年初到年中阶段，深圳的房地产市场非常的火爆，那时候媒体都报道说，老百姓对我们经济发展更有信心了，深圳地区经济发展更成功了，所以深圳房地产才会火爆。大家还记得我当时的解读吗？我说内地专家学者的这种看法错了，本质上，深圳地区房地产之所以火爆是因为深圳的经济发展更衰退了！实际上，是因为企业家更不想继续经营实业了，因此那些本应该投资在企业的钱，他们决定不投资了，而拿出来炒楼，所以，换言之，房价上涨的原因是经济更坏了，而不是更好了！这甚至可以解释成“回光返照”的现象。我这个看法当时有很多人反对，当然也有不少人甚至完全没有听懂！而到2008年一月份和第一季度公布的统计数据完全证明了我们的观点：深圳地区倒闭的企业几乎居名列前茅。

同样，2008年的上半年，我分析认为深圳市中心楼盘价格依然坚挺，而附近中低价房会跌价。因为这些企业或企业家把本应继续投资实业的资金转作投资，用来买高价房，从而全面拉动中低盘房价，形成泡沫现象，再因为宏调和消费力不足的造成中低价楼盘全面跌价。那么高价楼盘还会坚挺多久呢？他就要看企业家资金的动向，而不是看经济的动向。只要企业家抽出资金就会给高价楼盘带来降价压力。

那么整个中国经济究竟有多复杂呢？我们可以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开始：你们认为，今天的中国企业是过热吗？如果中国企业过热，企业家的日子怎么这么难过呢？！如果你现在从事的恰好是制造业的话，那么你此刻所感受到的是不折不扣的萧条而不是过热。如果你因为不切身从事而还没感觉到，那么请你去看看飞跃等出口型企业现在的困境吧！

可是，为什么政府说是过热，甚至动用这么大力道控制通货膨胀呢？2008年6月，越南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且导火线就来自于这个国家通货膨胀失控，通货膨胀高达25%，一般老百姓看到了越南货币不断的贬值，他们就换美元，换欧元，换其他国家的货币，甚至是换黄金。到最后发现，换美元非常的艰难，不让你换了，怎么办呢？就开始大量的囤积抢购物资，希望能保值。越南本地银行都不愿意做房地产购屋贷款，不想用越南货币做，怕贬值。这种现象的冲击使得我们的政府更有决心进行宏观调控。因为，我们的政府认为，今天中国的问题是流动性过剩。

你们可能会问我，什么是流动性过剩。简单的讲，流动性过剩就是我们手上的钱太多了！我们手上钱多了以后，买楼房就造成楼市泡沫，买股票就造成股市泡沫，买产品就造成了通货膨胀。因此用流动性过剩这个理由可以解释2007年所看到的一切现象，包括楼市泡沫、股市泡沫，以及通货膨胀，所以我们的宏观调控是延续了过去四年来的紧缩政策一直到今天为止。在07年你可以糊涂，因为楼市泡沫，股市泡沫，通货膨胀你可以用简单的钱太多来解释，可是2008年，你看不到楼市泡沫了，你反而担心，楼市要下跌，股市更不用讲了。股市大跌的程度几乎全球名列前茅。那是流动性过剩吗？！通货膨胀确实是有，说不定更严重了？目前的经济现象已经让流动性过剩理论破产了！

如果把目标搞错了，在二元经济环境之下推动这种控制流动性过剩的宏调是什么结果，可以通过三个管道彻底的打击了二元经济的制造业部门。

第一个管道, 银行从过冷的民营企业部门大量的收回流动性，打给过热的地方政府继续从事地方基础建设，这就是为什么四年宏调下来，我国广义货币的增长率依然在18%的高水平，这么多货币供给为什么企业家享受不到实惠呢？因为这些钱通过银行体系从民营制造企业手上收回更多的钱，给地方部门从事地方建设了，这样让二元经济当中过冷的部门更冷，过热的部门更热。

第二个管道，就是处在过冷部门的民营企业家面临宏调所带来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上升的压力、再加上第一个错误造成的汇率的不断上升和第二个错误劳动合同法不当推出等因素，让这些过冷部门的制造业企业家再也干不上去了，所以就把很多应该投资的钱不投资了，从过冷的部门抽出来，打入过热部门去炒楼炒股了，这就是06年开始的股价上涨，也是06年开始房价上涨的主因，那是因为在二元经济环境下，过冷部门的资金大量转入过热部门所导致的，根本不是流动性过剩。

第三个管道，我称之为海尔现象，海尔筹集150万资金自己去干房地产，很多媒体说那是海尔战略重新出发，我说不对，那是海尔在过冷部门的家电制造业干不下去了，就从过冷的制造业部门抽出大量资金，打入过热部门，干开发商了！这种现象也使得资金从过冷获得部门转移到过热的部门。

这三个管道无疑的使得资金从过冷的部门逆流转到过热的部门，使得过冷部门更冷，制造业逐渐萧条，而过热部门更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四年的宏调会失败。

二元经济和股价的关系-----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二元经济的理念来解释股价的走势。2006年股价上升的原因就是因为上面第二个原因使得资金逆流转到股票市场,而造成股价大涨，根本不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环境更好了。 2007年5月30日政府调升印花税的举措使得股价大跌,但是从五月底到11月的股价大涨却是由大盘股所拉动。当时的大盘股都是那些股票呢?就是地产,钢铁,水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型国企,替他们融资的银行,当然还有证券公司。请各位读者回忆一下,这些部门是不是就是我前面讲的二元经济中过热的部门呢？换句话说,当时股市所谓的二八或三七现象拉动了股指,其中的二或者三就是二元经济中过热的部门。到了11月我已经开始呼吁股民注意股市可能的向下波动，听了我的话的股民都逃过了一劫。我当时为什么不看好股市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大盘股涨幅太快，一定会回调，而其他股票都是过冷部门的股票，没有涨的可能，因此二元经济中的过热部门股票一定会回调，而过冷部门的股票没有理由涨，其结果就是大盘一直跌到今天。

二元经济和金融超限战引发的通货膨胀

二元经济引发通货膨胀------------读者一定很好奇，这种恶化二元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控制通货膨胀吗？当前的治理思路就是简单认为我们当前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流动性过剩了，所以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涨价，换言之，宏调的目的就是靠提高利率和准备金率收回一定量的流动性，就可以克制通货膨胀了！是吗？如果真是这么简单的话，我们就太幸运了！我最近和媒体朋友吃饭，媒体记者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郎教授你瘦了。我说对的，他说为什么。我说猪肉贵了，我就趁机减肥。

你们认为猪肉价格上涨，粮油的价格上涨，是因为你手上的钱太多吗？！如果真懂经济学的话，就不用讲经济学的理论，用一个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讲出来就对了。猪肉价格上涨了，是因为钱太多了吗，各位读者想想，如果你钱多了，你会去抢购猪肉吗？！甚至有人认为大米价格上涨也是流动性过剩，难道读者有钱的话要吃五碗饭吗？！你用膝盖去想想，你就会知道流动性过剩是胡说八道。读者哪有可能因为手上有钱可能就多吃大米呢？！也不可能多买猪肉啊！我们食品价格上涨多少，按照官方的公布22%，猪肉76%，实际上比这个高。食品价格上涨这么快，你可以找任何理由，千万不要讲是因为大家手上钱太多，根本不可能，有钱的人不会去多吃几碗饭，但他可能去买奢侈品，买LV包包有可能，食品价格这么高而且远超过其它货品就充分证明流动性过剩是错的。那为什么涨这么多呢？！就要从二元经济开始讲了。

在二元经济里面，过热部门是膨胀的部门，所以价格就上升了，这可以理解。那么，你认为，过冷的部门的价格会下跌吗？不会。过冷的部门价格也会上升，无论是过冷过热部门的价格都是涨的。例如猪肉就是过冷部门的产物。猪肉价格怎么上涨了，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二元经济现象。养猪肉的民营企业家跟其它行业企业家是一样的，他们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也是急速恶化。什么原因呢?就是进口饲料价格大涨，还有猪瘟。按照我的二元经济理论他们会怎么做，他们就不养猪了，而把应该投资买小猪的钱不买了，而去炒楼炒股了。所以今天猪肉价格上涨的原因就是农村养猪户从过去的猪肉供应者，变成了今天的猪肉消费者，就这么简单。也就是说，当把你猪宰了以后，你发现后继无猪。政府为了鼓励农民养猪，而提供了各种优惠措施，如果农民不小心把猪养死了，政府还会补贴五百元的丧葬费，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不养呢？因为这些补贴弥补不来营商环境恶化带来的损失。

金融超限战（超过传统战争限制的新战争）引发通货膨胀-----------最近石油期货价格涨到130多美元一桶，大米价格飞涨，按照经济学理论似乎很难解释！很多经济学家是只认死道理，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我给读者一个数据大家就懂了，每日石油供需基本维持在8700多万桶，而且有时候市小幅度的供过于求。此外，2008/2009年度的全球农产品供应量大约是21.6亿吨，而需求量接近21.5亿吨，年底库存接近3.4亿吨，这是小幅度的供过于求，两个市场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供不应求现象。那么为什么石油价格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呢？显然不是供求的问题所造成。原因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战时代-------产品定价权不再由供需决定，而是由国际金融炒家所决定，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超限战争的年代。

为什么金融炒家进入大宗物资的期货市场呢？请读者想一想，炒期货的成败，有一个必备的原则，那就是经济基本面一定要配合你的炒作方向，比如我今天赌这个股票会涨，你就要肯定未来一定有人会买这个股票，比如说你认为大米会涨，你就一定要确认一定有一个国家去大买大米。你一定要掌控基本面才能炒期货，否则容易失败。

我们来看看国际金融炒家是怎么想问题的。他们一下子就看到了中国，各位读者知道中国的影响有多大吗？我们石油价格才涨了13%左右，全世界期货市场的石油价格当天一下子大跌，因为中国人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价格上涨，因为中国人太多了。就以国际金融炒家的立场来看问题，中国人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大涨，这不就是基本面吗？因此在中国人买什么东西之前先买，比如从一百块炒到三百块，再卖给中国人，国际炒家就赚两百块。生产者没赚到好处，我们大亏，这就是国际金融炒家的阴谋。

金融超限战的原则就是取得定价权----------国际金融炒家为了取得产品定价权就开始选品种，首先他挑到了大米。为什么是大米？而不选小麦，这就是水平呀！因为喜欢吃大米的国家相对吃小麦国家而言,一般而言都是比较贫穷的。这些贫穷国家的老百姓吃大米，如果买不到大米怎么办？就饿死了，但是不是简单的饿死就算了，这会造成政局的动荡！所以，把大米价格一炒高以后，这些吃大米国家的政府立刻面临倒台的危机，因为买不起大米。而且大米价格一上升，稻米出口国就配合国际炒家，像越南一样，不让大米出口，为什么呢？首先保证本国人民不被饿死，因为一饿死政府就倒台，亚洲这些产稻米的国家不让稻米出口了，读者想一想如果不让稻米出口是什么结果呀？价格更涨。那些穷国，比如说菲律宾就更买不起大米了。国际炒家就这么厉害，大米价格一炒高，各国政府为了保全政权的稳定就不出口大米，越不出口，价格越高，穷的国家更买不到大米。其必然结果就是这些大米进口国一定会有人饿死，一旦走到这么一天，这些穷国一定会尽自己的最大力量，砸锅卖铁，求爷爷，告奶奶，到处借钱，他们什么都顾不上，而只能去国际市场上用高价格买大米，以防止自己本国的老百姓饿死。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是这个逻辑，怕老百姓饿死，连带的使政府倒台，在所有国家都不出口稻米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国际炒家最高定价，只要有一个政府去买，这个价格就是市场价格。就像炒股一样，如果有人在13块交易，市场价格就是13块，12块交易，市场价就是12块。因此，这些穷国家的政府在求爷爷，告奶奶，砸锅卖铁的情况下，筹出这么一点点钱在国际市场上只要一买稻米，这个最高的天价就是稻米的市场价。在这个时刻读者知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就是稻米的定价权由过去的供需双方决定，改成了国际金融炒家的定价，也就是国际金融炒家取得了最终定价权。

由于是国际炒家取得了最终定价权，所以供需不重要，世界大米供过于求，石油供过于求，价格却不跌反涨，因为2008年的大宗物资价格是由国际金融炒家决定的，他们说几块金钱就是几块钱。他们找代理人来放话，例如在中国游走的罗杰斯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例如他曾经说过粮食价格上涨将会饿死人，这不就是国际炒家透过饿死人来达到控制定价权的目的，而透过这些代理人发话吗。

这种国际通货膨胀怎么影响我国的物价呢？我以东北大豆为例。中国东北黄金大豆原来是中国最好的，现在美国的大豆进来了，美国大豆比中国的大豆好，因为出油量高达23%，而且价格比我们东北大豆便宜12%。刚开始的时候，因为美国大豆便宜了，所以大豆油也便宜了，因此拉低了其他品种食用油的价格。但从此以后我们的大豆失去了定价权，而由国际炒家取得了定价权。最近国际粮价大涨，所以逼得我们食用油价格不得不上涨，造成进口通货膨胀！举例而言，我国今年全年农产品供应量10，000亿斤，而需求高达10，350亿斤，其中供不应求的350亿斤要靠进口，各位读者猜一下是什么？对了，基本是大豆。

我讲出来读者觉得很简单，都听懂了。如果我不讲，读者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国际炒家的厉害，我把他的逻辑分析给读者讲的清清楚楚。比如说罗杰斯在半年前呼吁大家要买农产品衍生产品，为什么？完全因这个阴谋铺路，他讲什么，什么就要涨。这就是国际金融炒家的厉害。读者读到这里一定觉得很悲哀，你们肯定会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要联合其他国家，我们要彻底打败国际金融炒家。读者们是不是要问这个问题，想不想要要打败国际金融炒家啊？我们意气风发地联合几个国家一起来围剿国际金融炒家好不好？

但是读者应该知道会有什么结果，那就是我们可能一起被打败，因为国际金融炒家很少失败，而且今天的战争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金融超限战”。而要在这一场战斗中取胜，只有两个重要原则，第一你必须有最充沛的国际资本；第二必须有世界顶级金融操作高手。我把这两个前提丢给各位读者，你觉得我们具备吗？是的，我们只具备第一项充沛的国际资本，第二项具备吗？很遗憾的，中国13亿人口，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不具备。因为我只知道理论，我没有亲自操刀过。更可悲的是我们连试试的机会几乎都没有，因为一试就失败！90年代日本经济崩溃谁造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谁造成的？2008年越南经济危机谁造成的？------都是国际炒家。很无奈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就是，国际炒家可以动用几千亿资金轻轻松松打败了各国政府。我想举个让我们痛心的例子，2007年底，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宣布次债危机该行遭到巨大损失，但是他们透过我国建行的上市赚取了1300亿元，也就是每一位读者都付了100元给美国银行。他们为什么能赚这么多钱呢？因为国际金融炒家取得了建行上市的“定价权”，从而压低定价图利自己。对比而言，我国主权基金购买了黑石基金遭到了巨大损失。以美国银行和我国主权基金的水平相比，证实了我国确实缺乏世界顶级金融操作高手。

总的来说，今天的通货膨胀就是一个二元经济环境和国际进口通货膨胀两个扭曲的力量勾结在一起，我请问一下，这是流动性过剩吗？！只要读懂了我这篇文章，读者就完全理解了为什么食用油、大米价格上涨，猪肉价格上涨，那就是二元经济配合上进口通货膨胀造成的。

那么怎么办呢？难道就只能坐以待毙，束手就擒了吗？我想给读者讲一个小故事。韩国总统李明博要进口美国牛肉，读者知道不知道韩国民众为什么这么激动要冲击韩国政府呢？！读者以为韩国人只是好斗吗？我告诉各位读者，韩国人比我们聪明的多得多，他们从亚洲金融危机学来太多经验那就是韩国一旦成功了进口美国牛肉以后，美国牛肉特别的便宜，他将席卷全韩国牛肉户，把全韩国养牛户淘汰，到最后，韩国牛肉价格将被国际金融炒家掌控！所以我个人认为，韩国老百姓反对政府进口牛肉是有原因，因为只有自己生产，才不会被别人所控制，就这么简单！

我们今天大米价格为什么这么低，而国际价格是我们国内价格的四倍，因为是我们自己生产的。石油价格为什么还可以扛一下，因为我们自己产油。但我们扛不久，因为造成大量的浪费，很多人因为石油便宜就胡乱开车，甚至香港的货车统统到深圳加油，这就是一个负担。我今天通过这么长的文章，把大家过去认为流动性过剩的理念彻底的打掉，流动性过剩确实是存在的，但不是股市泡沫，楼市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原因。我们发现楼价上涨、股价上涨也是因为二元经济造成的，是因为投资营商环境恶化，企业家不干了，去炒楼炒股造成的，通货膨胀也是二元经济环境所造成的，过热部门的有膨胀，过冷部门生产不足也有膨胀，以大豆油为例，不但有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还有进口通货膨胀的问题。这就是今天所处的投资营商环境。

产业链阴谋与两只秃鹰的金融超限战

前面谈到二元经济下我国制造业逐渐萧条的现实情况，我想请读者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想换种方式玩一个游戏好不好。咱们玩什么游戏呢，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个外国人，你会怎么对付中国？假设我所讲的这一切外国人都知道，他们会怎么做？

事实上，今天的天空翱翔着两只秃鹰。这两只秃鹰看着我们中国的企业，慢慢流血而死的尸体，即将飞扑下来，把我们的尸骨啃得精光。它们在天空边翱翔，边飞边流口水。大家想一想，这两只秃鹰是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们有多少人以为青岛啤酒还是国有企业。在2008年的年中，它还是国企，青岛国资局控股百分之三十。请各位上网查一下，第二大股东是谁，它是美国安海斯布希，占百分之二十七。它只要多买百分之四的H股，就可以达到百分之三十一的控股权,突然之间，青岛啤酒就会变为外资企业。安海斯-布希公司当初是怎么进入青啤的？青岛啤酒在2001年的时候由于前任的首席执行官政策执行不当的结果，使得公司业绩大幅下滑经营面临极大困难，负债率高达89%，在这种难以为继的情况下，青岛啤酒发行了14亿元的可换股债券，卖给了安海斯-布希公司，安海斯-布希公司将可换股债券转换成27%的股份，基本上而言,安海斯-布希公司就是趁人之危进入了青啤。

安海斯-布希公司就是头上翱翔的第一只秃鹰，他叫做产业资本。产业资本对中国企业的掠夺，其可怕程度大家必须要清醒知道，而对这一点，我预警大家应该及早的注意情况的发展。

那么二只秃鹰是谁？讲讲徐工，徐工是重工业领域，美国的凯雷基金想收购徐工，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提出坚决反对，我的反对理由非常坚决，那就是国有企业的好坏，不能以净资产做评估标准，一个企业的价值，不取决于净资产，而取决于这个企业的永续经营能力,因此我反对徐工出让给凯雷。而且更值得我们关切的是假设徐工以100块的价格被卖掉，凯雷基金将可能会以十倍的价格，将它分拆转卖掉，到时候他就会赚大头。或者凯雷将徐工整合进入整条产业链而获取整合的巨大收益。凯雷基金是谁，凯雷基金就是天上翱翔的第二只秃鹰，它叫做金融资本。最近凯雷基金再次说服了徐工，而正式的控股了徐工，我为之叹息。我相信凯雷给的条件非常优惠,因为无可置疑的,凯雷将从这次收购中获取巨大利益.

欧美国家通过头上两只秃鹰，进入中国，看着我们的企业逐渐流血而死的尸体，伺机飞扑下来，啃食我们的尸体。很多人可能就会有个疑问：我们企业家这么努力的工作都不能赚钱，老外凭什么能赚钱？我坦白地告诉大家，你们这句话问错了！我们不赚钱，老外也不一定能赚钱，但是我想要告诉各位读者的是：这一块钱制造业赚不赚钱不重要，你这一块钱的制造业最多赔多少钱，最多赔一块钱吧，但是整条产业链创造出十美金价值，因此制造业赔多少钱都无所谓，因为可以从6+1的6把1的亏损全部赚回来。因此对于两只秃鹰而言，它们并不是看制造业能不能创造利润，而是看能不能把制造业融入到产业链当中，这就是头上的两只秃鹰的产业链战略，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还在搞招商引资，欢迎他们进来洗劫我们的企业。当头上的两只秃鹰把我们的制造业融入到整个产业链当中之后，读者们相不相信，这些制造业虽然变成了两只秃鹰的产业，但是秃鹰仍然会把制造业继续放在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继续浪费我们的资源，破坏我们的环境，剥削我们的劳动，这就是所谓的“国际分工”。目前外资对我国企业的收购就像井喷一样，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55.48%，外资企业占高科技产品出口的87%。

法治化游戏规则的缺乏助长金融战

在这种格局之下，有一种话题也是各位读者想问我的话题：郎教授，工厂都在中国，难道你反对我们中国国际化吗？难道你反对外资进入中国吗？我当然不会反对，我是最赞成国际化的，但是我想提醒读者，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极左思维给我们国人带来了巨大灾难，但是目前内地专家学者的极右思维依然给中国带来的极大灾难。我们不要极左，也不要极右，我们需要中间路线，而达到中间路线的法则，就是透过精英政府以严刑峻法建立一套法治化游戏规则来规范政府，企业和老百姓。当然很多人对政府是否有能力做这件事提出质疑，我只能说我期望我们政府能做到。

资本主义的本质从来都是掠夺，从来没有改变过，从150年前大清王朝到今天都没有改变过，只是150年前它是以东印度公司为前导，炮舰为后盾，而今天却是以国际化为前导，金融为后盾，其掠夺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但是读者们都会提问，产业基金也好，金融资本也好，难道我们不让他们进来吗？

我们当然是有条件的欢迎他进来！不过为了讲清这个问题，我举个农民种地的例子来做解释，大家可以想象农民如何做灌溉呢。灌溉其实很简单，你把这个水闸打开之前必须得先挖沟渠，沟渠挖好之后再把水闸打开，让水顺着沟渠流到需要水的农田。可是如果你忘了挖沟渠怎么办呢？水闸一开，洪水不就漫流大地把良田都淹了吗！

哦，农民同志都知道的事我们会不知道吗？什么是洪水泛滥？那就是大欺小强欺弱，我们今天的国际化包括头上的两只秃鹰，就是打开水闸之后，忘了挖沟渠了，洪水漫流大地，把我们内资企业的良田美地都淹没了。这就是我所反对的国际化！

那么大家想一想什么是沟渠？我们绝对欢迎国际化，我们绝对欢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大举进入中国但是也要挖沟渠，大家知道什么是沟渠吗？那就是你一定要指定一个严刑峻法的法治化游戏规则，这个规则是要控制这个国家的所有个体包括政府包括国有企业包括百姓。如果缺乏一个严刑峻法的法治化游戏规则，而盲目的引进外资，你陡然放两只秃鹰在天空翱翔，这两只秃鹰将会像洪水一样席卷大地，把良田都淹没，因此未来的格局一定是大欺小，强欺弱。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这种无沟渠的环境下，他们对我们企业的掠夺简直让我们国内工厂欲哭无泪。两者相比，产业资本更可怕，他们一旦看上了我们的企业，简直可以说我们不卖都不行。举例而言，德国施奈德想要收购正泰，而正泰不想卖，结果施奈德到处控告正泰抄袭仿冒，到处打官司，我相信把正泰搞烦了，他说不定就卖了。为什么这些产业资本这么嚣张呢？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就是一个没有挖过沟渠的中国，因此可以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大欺小强欺弱。

产业链阴谋下中国企业的危机

表面上，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今天的中国享受着“世界工厂”的美誉。“中国制造”凭借物美价廉的优势，在世界每个角落几乎随处可见，成为当地人的生活必需品。可以说，“中国制造”已经行销全球。比如说根据研究，在工业制成品中，中国已有超过130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实际上，中国只不过是国际产业链的分工里利润最薄的一环。事实上，在国际产业链中，中国企业做实际制造那部分如果赚到一块钱（10%）的话，那么对于外商，做这种产品设计与研发以及采购、仓储、订单处理、批发、零售这部分能赚到九块钱（90%）。换句话说，我们就是用这不到10%的价值，积累了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外贡献了18万亿美元，这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

那么什么叫做国际产业链分工呢？我们不妨以玩具业为例来看，一个芭比娃娃的前期产品设计、市场调研等均在美国完成，中国工厂只不过进行“来料加工”或“来样加工”，而后期的仓储、物流、批发、零售也是由外商来做。换言之，就是在国际产业链中真正做制造的是一块钱，我们称之为“硬一元”，而做这种采购、仓储、订单处理、批发、零售这部分的产业链叫做“软九元”。国际产业链分工背后是怎么回事呢？本质是通过“软九元”将劳动密集型的同时也是最不赚钱的部分外包给中国工厂，外商凭借其主导的产业链，靠其在订单上的优势，实际上支付给中国工厂的价钱可以远远比其自己制造还便宜。“硬一元”不是不赚钱，但问题是“硬一元”里最核心的产品设计能力外商从来不会与中国合资企业分享；与此相反，外商或者透过立体营销，全面挤压中国品牌，如果强攻不下，就透过合资、合作、收购等方式，悄悄地消灭中国的这些具备一定“硬一元”核心能力的企业和品牌。而我们地方政府非但完全不晓得这一点，反而不分好坏欢迎一切外商投资。

以玩具业为例，一个芭比娃娃我们的出厂价一块美金，在美国的沃尔玛零售价格是9.99元美金，那一块美金，原料占了0.65%，生产价0.35%，那么你晓不晓得我们能赚多少钱？几美分了不起了吧！我们不停地剥削我们的劳动者，浪费我们的资源，破坏我们的环境，却用这么贱的一块钱的价格卖到美国去，而外商最后以9.99元的价格卖给消费者，席卷了所有的利润。而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下，中国代工厂事实上没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代工厂既不具备“硬一元”的核心能力，也不懂得掌控“软九元”。这样外商就有机会可以有意识地操控中国代工厂，挑起中国企业之间的价格战，这样让中国企业没有多余的资金积累，进而无力进行核心能力的积累和开发！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中国企业永无出头之日！

换句话说，外商透过掌控全球产业链，可以轻而易举地挑起中国厂商的价格战，进而让中国制造走向恶性循环。如何挑起价格战呢？举例而言，还说玩具业，美国前三大进口商透过历史上不断的并购如今基本上垄断了市场的全部订单。假设说其中最大的美泰手中有一亿张单，那么美泰怎么主导价格战呢？第一年美泰给A厂五千万订单，给B三千万，给C两千万，给大家很好的利润，鼓励大家好好干，来年会加订单。到第二年，美泰给B四千万订单，给C三千万，只留给A三千万；这时候A肯定不敢有什么怨言，而且甚至会表示愿意压低报价，要不然还有两千万产能吃不饱呀！为什么A愿意报低价？因为代工业有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扩产容易，但扩产都是一次性固定投入，扩产之后的维护成本会逼着代工厂不敢减产，因为签单的时候外商只给一个边际的毛利率，根本不考虑你有多高的固定成本。而实际上，真正的好戏还要等到第三年，按照我们代工厂的惯性思维，B会扩产到四千万产能，C扩产到三千万，而A因为我前面指出的代工业的固有问题，还会维持五千万的产能。现在美泰可以跟三家摊牌：现在你们现在的产能总共一亿两千万，而我手中只有一亿的订单，我只需要你们中任意两家就足够了，有一家今年很可能要出局。然后引入网上同时报价的办法（这正是现在的做法），让三家在短时间内同时独立报价。结果一目了然，很有可能B和C开出的价格仅有成本价，而A甚至报出一个低于另外两家成本的价格，因为不开工就只能亏钱，而开工还能少亏一点。而且在这种分工格局下，中国代工厂只能忍气吞声，任打任骂。在这种背景下，大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泰将责任推向中国代工厂时，中国老板只有自杀以明志了。

更为可悲的是，在中国最擅长的制造环节，也就是产业链定位错误的环节，也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宏观调控的压力，汇率的上升，劳动合同法的不适当推出以及通货膨胀的压力。此外，频繁因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国际贸易纠纷，印度、越南等更低成本国家的替代竞争压力。这些问题正逐步演变成中国制造日见微薄的利润率，揭示出隐藏在中国制造产品畅销背后的实质上的全面崩盘现象。目前广东企业在这种压力之下，停工和半停工的企业几乎达到30%，而江浙两省停工和半停工的企业也达到20%。这种现象是暂时的经济周期性问题吗？如果不是的话，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到了年底停工和半停工的企业可能达到了50%？这会释放出超过几千万人的失业人口，再加上依靠他们生活的大约上亿人的亲属，也就是说有接近上亿人口的生活问题立刻显现出来。这些后续性的危机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产业链阴谋下中国企业的战略出路------产业链高效整合

面对重重危机，中国企业的出路在哪里呢？我想透过一个简单例子------世界知名的服装品牌西班牙的飒拉（Zara），系统地解答这一问题。飒拉的成功简单的讲就在于整条产业链6+1的高效整合。而我国服装制造业有没有6+1的部门呢？基本上都有，但大多数分属于不同的企业，更重要的是缺乏“高效”的整合。什么叫做高效整合，简单的讲，我国服装业者走完整条6+1的流程需要180天，而飒拉走完整个流程只需要12天，也就是他们整条产业链的整合速度是我国服装业者的15倍。

这种高效整合的意义重大，因为这是节省成本最有效管道，举例而言，一件衣服库存12天的成本比库存180天的成本起码节省了90%以上的成本。而飒拉85%的生产都在欧洲，当然，由于飒拉大部分的销售都在欧洲，因此在欧洲生产可以提高速度。但是读者可能会问我，他们在欧洲生产劳动成本不是很高吗？如果读者还记得我前面谈的TCL和明基想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国外品牌走出去的失败战略吗？由于劳动成本只占了整条产业链的2.5%，而这正是飒拉选择在欧洲生产的原因，因为劳动成本在整条产业链中不重要。而真正能节省成本的方式就在于产业链的高效整合，这是我所提出现代意义的成本控制新思维。

飒拉怎么做产业链的高效整合呢？我想简单谈一谈6+1的几个环节，包括仓储运输，终端零售和产品设计。首先谈谈仓储运输。飒拉为了加快运输的速度，他们在物流基地挖了200公里的地下隧道，用高压空气运输，速度奇快无比。此外，为了加快运输速度，他们用飞机而不是轮船从西班牙将成品运送到上海或香港，虽然飞机运费很高，但是高效整合更重要，成本会更低。

再谈一下终端零售。飒拉有意的减少需求量最大的中号衣服，故意弄成供不应求。因为他们发现当妇女同胞想买中号衣服而买不到的时候，他们心中那种极度的挫败感让他们下礼拜又来了。这样不但加快了周转率，同时吸引了更多的顾客。

此外，飒拉的产品设计的思维也是一绝。他们首先放弃了自主创新的思维，而代之以“市场的快速反应”。我对这点特别推崇，因为要想到放弃大家都认同的自主创新思维，就是一个最创新的思维。那么他们怎么做市场的快速反应者呢？我举个例子，为什么妇女同胞总认为衣橱里少了一件衣服，肯定是她们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类型的衣服，如果她们知道的话，他们就会去买了，因此衣橱就不会缺少一件衣服了。如果消费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衣服，企业搞自主创新的产品能讨好这些消费者吗？显然不行。因此，什么才是最好的策略呢？那就是做市场的快速反应者，怎么做呢？首先想一想，能卖掉的衣服肯定是消费者喜欢的衣服，假设100件衣服前天卖了12件，昨天卖了6件，今天卖了7件，他们就根据这三天卖掉衣服的共性设计衣服，根据趋势变化稍作修改，而不要创新。这样不但大幅缩减了产品设计的速度，而且可以在市场需求还没变化之前迅速推回市场抓住市场脉动。他们几天可以推回市场呢？12天，这么短的时间当然可以抓住市场脉动。但是12天的速度就是产业链高效整合的结果，如果我们的速度是180天的话就根本不可能当市场的快速反应者。

我想总结一下我的观点，飒拉透过产业链的高效整合大幅压缩成本，而同时透过高效整合作市场的快速反应者，因此他们的衣服总是最新潮，最受市场喜爱，虽然品质不一定很好，但是这年头谁还穿一辈子同样的衣服呢？因此品质没那么重要了。飒拉的产业链高效整合思维应该对我们的企业非常有启发，因为这才是我们企业的未来战略出路。

政府产业政策的思维转换

由于我们已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产业链战争的新时代，因此政府推动的产业政策就格外的重要。过去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例如市场换技术，结果市场丢了，技术也没换来。这两年很多地方政府呼吁企业搞产业升级和品牌战略，我认为这又是一个误区。所谓的产业升级，不应该仍然在6+1的1上面搞升级，而应该从1升级到6的环节。此外，以飒拉为例，品牌的建立是产业链高效整合后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企业成功的原因，因此我们不能倒果为因。政策的转变必然牵扯到思维转变的先行，我期望政府，企业，都能发挥思维的创新，进一步的理解这篇文章的观点，才能真正地走出低谷。

结语

最后，我很痛心地告诉读者，2007年我写的“中国经济的八大危机”文章刚刚发表的时候，全国正洋溢着股市楼市的欢乐气氛，甚至有人认为我唱衰中国经济，而对于那些粉饰太平的专家学者反而给与了更多地关注。这个时刻我想起了屈原所著“离骚”的一段话--------“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夫复何言啊。2008年年初南方人物周刊对我做了这个评论“如果郎咸平是对的，其他人都错，那中央从紧的货币政策，非但是下错了药，还是个雪上加霜，落井下石的毒药”。但是今天我对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胜利没有丝毫的喜悦，因为我们老百姓并没有因为我的八大危机文章而改善了生活，反而陷入更艰难的生计。我这次发表的文章希望能够在八大危机的基础上，唤醒政府，企业和百姓的共识，共同为着中国的未来，走一条正确的路。最后，我想沉重的提醒这个社会，专家学者粉饰太平的言论虽然能够取悦政府，但今年却让政府和全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王一江: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兼任联合国世行顾问、留美经济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组织理论、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中国经济、货币与公共金融等。

正文：

最近几个月来，劳动经济学专家王一江教授极其忙碌，不仅应邀参加有关新《劳动合同法》的讲座、媒体节目，而且频繁接到一些企业主的咨询。

近几天的一个来电让他印象深刻，对方是深圳某服装厂的老板。由于新《劳动合同法》有条文，“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支付加班费”，该服装厂老板依新法行事，作出了厂里员工一律不许加班的规定。而员工的工资是按件计算的，如此一来，收入相应减少，于是员工们集体罢工抗议不许加班的新规定，令这位企业主焦头烂额。

与之前华为辞职再竞岗、沃尔玛裁员等事件比起来，这起事件听起来似乎不是那么重大，甚至有些令人哭笑不得，然而其中的意味却让人无法忽视。如果说华为等事件传达出的是企业主对新《劳动合同法》的忌惮与规避，那么这一事件则是劳动者起而反对新法规定的劳动定额标准，他们对新法给予的保护并不领情，这一尴尬现象更加发人深省。

新法所引发的巨大冲击与激烈争议，仍在持续进行。《劳动合同法》的更新，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关企业利益、劳动者利益，事关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不能不慎之又慎。在司法解释与实施细则出台之前，相关的争论仍很有必要深入下去。

新《劳动合同法》在很多方面都向劳动者提供了倾斜保护，如无固定期限合同、加大工会力量等规定。有鉴于相当长一段时期来，国内劳动力市场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供过于求、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工作条件差、工资水平一直没有提高，乃至黑砖窑的出现等等——立法保护劳动者无疑是合情合理之举。

但是，保护劳动者是否应成为劳动立法的宗旨？是保护已就业的劳动者重要，还是保障经济发展、充分就业更重要？以立法形式提高劳动者的地位与保障，是否就能达到相应的客观效果？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根本举措是什么？——针对这些问题，众说纷纭，从无笃论。

有鉴于此，王一江立足于国际视野，比较各国在劳动立法上的成败经验，指出其中一些普遍规律和经验。“其中最大的一个经验 (也可以说是教训)，就是凡是有过多的立法来干预劳动力市场的国家，比如德国、印度，尽管立法者的初衷都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福利，最后都事与愿违，出现了长期持续失业和劳动者福利下降的情况，国民经济长期不景气”。

另一条基本道理是，“如果一个社会大量劳工都是在比较低工资的条件下工作，这说明社会经济是相当不发达的，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是提高经济效率，促使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市场上其他产品的价格是一样的，本质上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形成对劳动力的旺盛需求，工资就会节节上升。一个落后的经济，就业机会非常稀有，劳动供给大量过剩，工资水平就会非常低，无论政府做什么，工资水平都高不了。”

劳动合同法的司法解释、实施细尚未出来，执行到什么程度还不清楚。王一江希望，“能解释得宽松一点，能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

访谈

经济观察报：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劳动立法应该遵循怎样的基本原则？

王一江：劳动立法，基本上每个国家都在做，从而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其中有一些普遍规律和经验。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都有，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我觉得是要掌握好两个原则：一是政府责任和企业责任要分得清楚；二是对政府该做的事和不该做的事也要分得清楚。

政企责任如何划分？社会有两大问题，公平和效率。政府应该着重管公平，企业着重管效率。不是政府不要管效率问题，毕竟政府是对社会负责的，对公平问题应该关注、强调得多一点。也不是说企业不要管公平，而是企业是生产性单位，生产性单位就要有效率。性质不同。

劳动立法要有好的效果，需要对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要有明确的认识。政府应管的是两件事：一是保证劳动者的健康和安全，避免劳动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大、劳动场所的不安全性、劳动环境的有害性等，使劳动者的健康受到损害，甚至造成安全事故，这是该管的。其次，政府要帮助维护劳资双方合同的严肃性，经常会有一些企业，或者不签合同，或者签了不执行。任何合同如果得不到维护，交易成本就会上升，市场运行受影响，经济效益就会大打折扣。政府要帮助劳资双方认真地执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这是不能推卸的责任。

哪些是政府不该管的呢？通常情况下，政府不该过多干预合同里应该包含什么内容，比如工资、福利，还有劳动时间，在不损害劳动者健康的前提下，劳资双方可以根据供求关系、工作内容以及工作需要来决定劳动时间的长短。

经济观察报：这就是说，劳动立法中，政府该管的其实并不多。

王一江：要管的基本内容很少很少，只要不危害劳动者健康，就不必管。比如一周劳动时间不超过40小时，这是不必要管的，如果劳动者愿意干到60小时，劳动者的体力和工作性质都没太大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的。但如果到了75小时，变成劳动者不能承受的了，这时候政府就应该管了，这是劳动安全的问题。

原则就是政府不要代替企业去决策，企业要用什么工，用多少工，解雇工人要什么程序，劳资合同包含什么内容，这些让劳资双方自己去商量，就像市场上买卖双方，你情我愿这买卖就做得成，一方不愿，这买卖就做不成。

经济观察报：如果让企业担负公平的责任，会有什么后果？

王一江：企业最关键的问题是效率，企业要是没有效率，就会从根本上损害劳动者的利益，企业的效益就是对劳动者利益的最好保护。只有效益好了，它才能存在，才能发展，才能创造就业。效益不好，关门倒闭，很多劳动者因此失业；其次，企业效益好了，不断发展成长，才能有更多的资源给员工创造提升的机会，提供更好的福利；第三，效益好了才能交税，政府才能用这些资源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如果企业不创造税收，政府手上没资源，不能搞收入调节，谈何公平。总之，企业创造了好的效益，这本身就是在解决公平问题。

如果把公平问题作为企业解决的首要问题，就会损害效益，经济就会非常不振作，这方面教训也是很多的。比如中国在计划经济下的很多做法，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了，搞成铁饭碗、终身就业、低工资高福利，扼杀了职工的学习工作的积极性，工作时以休息为主，下班后搞副业很有劲头，改革前的农村生产队就是这样的，出工时无精打采，一回到家里，两分自留地，会种出很多东西来。

如果通过立法要求企业保护员工的利益，追求公平，追求保护劳动者利益，目的就错了。

经济观察报：哪些国家有这方面的教训？

王一江：德国和印度。德国五十年代出台一部共同决策法，叫做co-de－termination，要求企业从企业层面到班组层面上都成立工人委员会，企业的决策和工作中的安排、工作条件，都要由雇主和工人委员会双方决定，所以叫“双方共同决策”。有了这个法律条文后，解雇工人就要通过双方来认同，工人在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同意雇主解雇自己人的。所以德国企业对员工利益保护得非常好。一般来说，员工在一个企业工作了十几年以上，或者年龄到了四十几岁以上，企业基本上没办法解雇他了。因为要经过一套非常严格控制的程序，一定要劳资双方同意，相持不下的话拿到法院，有解雇一个人需要打好多年官司的案例。如此一来，德国劳动力市场变得非常没有竞争力，没有活力，德国经济产生了很多问题。

印度劳资关系，最重要的是1947年通过的 《产业争议法》(IndustrialDisputesAct，IDA)，规定了劳资争议的解决方式。这个法律规定，100人以上的企业如要解雇员工须经政府批准，而印度又是民主制国家，迎合一个雇主的解雇请求，只能得到一票，而迎合劳工的利益，票数就会成千上万，所以企业要解雇员工，政府基本上不会批准。员工只要找到了工作，要解雇也是非常难的。

济观察报：通过立法要企业保护员工的利益，企业的反应会是什么？由此会给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王一江：这种做法就是政府把公平问题、保护劳工问题更多地变成企业责任。有了这些责任，企业感到负担非常沉重。

企业面对这些立法，反应有这么几种：一是不雇人了，因为要解雇人太难了。有这种立法的国家或地区，如德国、意大利、法国、印度、加拿大部分地区，他们的失业率通常会维持在9%-10%水平，长期失业率非常高；没有这种立法的国家地区大部分失业率是百分之四点几到5%。最近说美国失业率很高了，也就是到了5%。不仅是美国，丹麦、爱尔兰、英国等这些没有这种劳动立法的国家，失业率也仅为四点几。差整整一倍。

这种立法造成工作机会的损失是通过失业率反映出来的。因为有这种立法的国家，老板不雇工后，劳动力会离开这个地方，损失的劳动力是超过失业率的数字，而且还有一部分劳动力长期找不到工作后，就不去登记了，所以真正找不到工作、离开的、没登记的起码要高于失业率数字一倍以上。这种立法对工作机会造成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

第二个反应，这样可以把企业转到国外去。这样资本就外流了，有这种立法的，资本外流也是很严重的。像美国、爱尔兰、英国等，没有这种立法的国家，则长期是资本输入国。美国那么有钱，资本那么雄厚，还有那么多资本往它那儿流。而德、日就变成资本输出国了，相当一部分资本投入到国外去，资本输出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加上劳动力的损失，造成这些国家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像德、日，十几年来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停滞不前、没有活力的典型国家了。而美国、爱尔兰、英国，则保持了经济的蓬勃发展。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分析了印度国内各州执行联邦劳动立法的宽严不一，而产生明显的经济增长差异。

王一江：对，这个例子更有意思。印度联邦立法规定，100人以上的企业如要解雇员工须经政府批准。但各州有权力在联邦立法的基础上作一定调整。有的州被左派控制，就把立法变得更严格，超过50人的企业就实行这条法令。有些州偏右，信奉市场经济的人控制政府，就放宽到200人。不同的做法，最后经济发展会形成什么差别呢？伦敦经济学院的Besley教授就做过调查，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按照偏左、中等、偏右，也就是政府干预较多、中等、较少的标准分成三类，放宽限制的州，经济增长要快一些，甚至原来工业基础最差的，几十年后超过了工业基础非常好的州，收入水平、就业水平都变成印度最好的。不仅国家之间可以比较，就是国家内部，如果省、州之间立法有差距，都可以看出发展的差距来。

经济观察报：所以在劳动立法中政府不应对企业用工限制过多。

王一江：政府对企业怎样使用劳动力的干预越强，对解雇工人限制越严格，经济发展越缓慢，失业率越高，资本外流越严重。如果政府把过多的责任强加到企业头上，使企业不能按照追求效益的原则来运行，效益就会受到损失，劳动者的利益同样会受到损失。政府干预最终会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尽管其初衷和名义上是为了保护劳动者利益，但结果是损害了劳动者利益。

经济观察报：有没有这样的国家或地区，在劳动立法上向劳动者倾斜、限制企业，又能经济发展得很好的？有没有这样两全其美的例子呢？

王一江：经济发展得好的，一般都遵从两方面原则，政企责任分得清楚，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而是促使劳动力市场更有效地去发育。比如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政府通过立法保护工会的权利，立法的核心思想是要求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来解决争端，但具体怎么谈、谈出什么结果，它是不管的。这是符合市场自由谈判精神的，所以美国的失业率也是全世界比较低的，从三十年代到现在70多年过去了，经济活力仍然旺盛。

英国原来搞国有制，劳动立法比较厉害。1980年代以前有个名词叫“英国病”，就是说英国经济无精打采，半死不活，像病人一样。八十年代撒切尔上台后说，英国病的根源就是政府对经济干预太多了，治病的榜样则是英国人治理下的香港，它的经济为什么那么有活力，就是因为香港是最自由、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经济实体。所以撒切尔在英国大力推行市场化改革，结果英国经济态势发展良好。昨天看到一个报道，英国的国民收入将要超过美国，这都应归功于撒切尔的改革。

爱尔兰也是如此，它是以加入欧盟为契机，对劳动力市场作了调整。出租汽车行业原来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入的，加入欧盟后，爱尔兰议会认为，这些规定与欧盟的准则不符，进而进行调整。现在进入出租车行业门槛低了，出租车费用下降，服务质量提高。爱尔兰也是现在发展最好的一个经济实体，劳动力供不应求，据报道，欧盟以外的跨国公司进入欧盟，最喜欢去爱尔兰投资，其对跨国公司限制最少，最自由，投资环境很好。

美国、丹麦、爱尔兰、英国，这些都是经济发展最好的例子。好的例子还很多，但没有一个是政府直接立法介入企业用工决策的，据我所知，一个也没有。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都向往北欧高福利国家，生活很安稳，穷人的生活也不会糟到哪儿去。想问的是，高福利跟劳动立法有没有直接关系？

王一江：高福利国家分两类。一个极端例子就是德国，劳动立法介入，让企业担负职工的高福利。另一个极端是丹麦，解雇职工很自由很随便，企业一心一意追求效率，效益很好，交税很多，本身失业率很低，即使有失业政府也会把失业人员接过来，所以丹麦政府只做一件事，就是高福利。丹麦模式是企业用人随便，失业了政府来管。

失业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生活没有着落。德国和印度不允许解雇、不允许失业，立法就做过头了。丹麦、美国这样的国家，解雇比较容易，劳动者失业了，会得到失业救济和保险，生活质量照样是有保障的，这样分工就是非常合理的。

经济观察报：但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劳动力供大于求，黑煤窑、血汗工厂、欠薪、企业不履行合同等现象在一些地方普遍存在，劳动者相对来说处于弱势，基本权利常常得不到保障。面对这些问题，不能通过劳动立法来作出一定改善吗？

王一江：供大于求、黑煤窑、欠薪、血汗工厂，这类现象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发展的长期历史上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剥夺劳工人身自由、在恶劣环境下工作，这是犯罪行为，要用刑法来解决。欠薪、企业不履行合同，这也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政府要做的是保障合同的有效执行。

保护劳动者基本人身安全、劳动安全，针对这类问题专门立法，加大这类问题的执法力度，这是不会有人反对的。这是为了让好的企业做得更好，让坏的企业受到打击。但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存在，就一揽子立法，一定要劳动合同里包含某些内容，一定要作出诸多规定，这就把好的企业、坏的企业一视同仁了，使好的企业不能施展开来，不能更好提高自身效益。

这些问题的存在，应该是普遍现象，正像任何社会都免不了有违法分子一样，不能指望劳动立法来解决。就像杀人放火，怎么都会有的，不能把所有人都当成杀人放火犯，立法不准有刀具火种，那就弄过头了，就像秦始皇不准人家里有铁器，家里菜刀都要没收，以为天下就太平了。

如果一个社会的大量劳工都是在比较低工资的条件下工作，这说明社会经济是相当不发达的。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是，提高经济的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市场上其他产品的价格是一样的，本质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形成对劳动力的旺盛需求，工资就会节节上升。一个落后的经济，就业机会非常稀有，劳动力供给大量过剩，工资水平就会非常低，无论政府做什么，工资水平都高不了。这是基本的道理。

经济观察报：就是说，劳动者普遍的低工资、低待遇、低地位等现状，只能通过发展经济来改变，而不是劳动立法所能改变的？

王一江：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劳动者的基本福利水平、工资水平、工作机会，这都不是法律能改变的。

并不是法律保障当家作主、提升地位，你的地位就真的提升了。所以很多人回忆那段历史——如习仲勋、叶剑英、杨尚昆等——他们看到广东一个个村子人都跑光了，说这个事情还不能怪老百姓，确实是我们的工作没搞好，我们执政几十年，人民的生活还这么苦这么穷，所以要搞特区，把经济发展上去。经济一发展，广东沿海地区不但提高了当地人生活水平，还为全国提供了就业机会，四川人可以去打工，钱寄回四川，四川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经济观察报：劳动立法还是应该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

王一江：经济发展才是符合人民长期利益的，这是根本措施。劳动立法不应该违背这个思想，不应该以损害效率、损害发展为前提。立法要解决损害劳动者健康、不遵守劳动合同的违法行为，不要试图通过立法手段来解决劳动者利益问题，来干扰经济规律，以致损害经济效率。

经济观察报：现在劳动者常常缺乏组织力量，与企业谈判时处于弱势，这次的劳动立法明显加强了工会的作用和力量，企业在制定用人制度、裁减人员等方面都需要与工会协商，这也就是加强了劳动者的地位，你怎么看待这一点？

王一江：劳动者谈判地位的强弱，首先还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劳动者地位为什么很弱？因为人太多了，很容易被替代掉。任何事情不能提条件，你爱干不干，老板很容易找到替代你干活的人，你就强势不了。这几年东南沿海一旦出现民工荒，老板就会涨工资、改善条件，还有逢年过节用巴士送劳动者回家的，春节一过完巴士马上到村口接，希望你再回来工作。这就是供求关系决定强弱。

如果在供求关系很不利、严重供大于求的时候，通过劳动立法或是通过工会来加强劳动者地位，这会形成什么结果呢？就是有工作的人变得比原来强势了，但是更多的人变得没有工作，找不到工作。因为我们刚讲过的道理，企业不敢雇人，解雇一个人很难，每雇一人要增加很多成本，这个性价比摆在那里，所以不愿雇人。

用立法或成立工会并不能整体地提升劳动者利益，只是提升了少数有工作的劳动者的利益，却更严重地损害了找不到工作的劳动者的利益。中国的劳动者中最可怜的是谁呢，是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没有什么知识、找工作非常难的人，这种立法让他们的利益受到非常大的损害。

经济观察报：是啊，找工作可能会更困难了。

王一江：我有次跟来自河南周口的一个民工聊天，问他什么时候来北京的，他说1990年代初。问是有朋友介绍来的吗，他说没有，卷着一个铺盖卷，跳上火车就来了。我问他第一份工作是怎么找到的，他说到处去问，有个地方能让我过夜，这工作我就能接受。所以对这样的员工来讲，在那样一个条件下，你怎么保护他的利益，工会呀，立法呀，跟他都没有关系，就是要有个地方收留他让他过夜。他说，我有了第一份工作，有地方过夜了，然后找400元的工作，再找600块钱的工作。最底层的人，从绝对贫困的农村初到城市，能有人提供一个能让他过夜的过渡性工作，这机会是很宝贵的。

如果雇工一定要达到什么条件，解雇一定要通过什么严格的程序，那么我说的这位民工，很大程度上就找不到工作，会在街上晃荡很长时间。就因为工资可以谈，解雇很容易，雇主在街上看到一个人，哪怕抱着试试的心理，也可能给这人提供了一个入门的机会。

如果通过这种立法，很可能搞得要不就没工作，要不就是很好的工作，变成这样一种反差。这其实是通过立法，在劳动者中间对利益进行了重新分配和分割。要说立法加强了劳动者地位，使他们变得更强势了，说劳动者地位整体提高了，没这回事。

经济观察报：你前面提到过美国的例子，工会在劳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新《劳动合同法》鼓励成立工会，你似乎不以为然，这是为什么？

王一江：劳动者应该有权利成立工会，但政府不应鼓励和提倡，不应积极促使成立，没这个必要。美国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立法成立工会，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是工会成长比较快的时期，但员工们也认识到，通过和雇主进行和平协商，比通过工会进行罢工斗争效果要好，所以六十年代后美国的工会一直走下坡路，并不妨碍美国人生活水平高。凡是工会强势的行业，如传统的汽车制造业，越来越不行；而新兴行业都不怎么搞工会，像微软、谷歌、英特尔，工会都不怎么强势，但员工通过技能的提升、通过工作机会的增加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比通过工会好得多。工会主要是斗争的形式，政府不应鼓励劳资双方通过斗争获得自身利益。过分去促进工会的强势作用，就会导致这样的后果。

经济观察报：最后说来，《劳动合同法》的基本内容包括哪些就够了？

王一江：合同法内容不要过多。新《劳动合同法》中，比如要求劳资双方一定要签合同，没有签合同的视为签合同，我觉得这个很好。还有拖欠工资要受什么惩罚，仲裁程序是什么样的，这些内容是好的。

但它规定了工作时间、无固定期限合同，这些就有点做过头了，搞得企业都不能解雇员工了，不能自由用工，就进入到德国模式、印度模式了，问题就会多起来。

经济观察报：现在关于无固定期限合同，社会上有跟国际接轨一说。

王一江：这只能是接的德国和印度的轨。国际上经济发达的、生活水平高的，不是这个轨，比如前面提到的美国、爱尔兰、丹麦，都没有这个轨，这都是发展最好的经济体。

中央部委高官和地方党政大员新一轮人事调整于11月前后展开，职位变动包括多位党委或党组副书记，涉及商务部、建设部、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等中央机构和北京、福建、湖南等省市，这轮人事洗牌时值十七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施政一年之际，或能为观察中央未来调配省部级人事路向提供视

于广洲任福建副书记

据《福建日报》《泉州晚报》11月14日报道，11月13日，福建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省委书记卢展工，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小晶，省委副书记于广洲，省委常委鲍绍坤、陈文清、张昌平、袁荣祥、唐国忠、于伟国、陈桦等出席了会议。这是官方媒体首次披露于广洲的职务变动。而商务部网站有关于广洲的内容尚未改变。

去年12月，王三运从该职升任安徽省长，闽省专职副书记一职已经空缺近一年。

政情人士分析，两岸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福建在促进两岸关系中的作用不可替代。而现年55岁的于广洲已有10年的副部级历练，从江苏省副省长到国家计委副主任、商务部副部长，一路走来，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工作领导经验。今次从商务部空降两岸关系发展前沿的福建省，具有很大的作为空间。分析进一步指出，以目前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同副书记、省长黄小晶以及新任副书记于广洲组成的福建省委核心领导格局，对于推动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战略以及建设“科学发展先行区、两岸人民交流先行区”将大有助益。

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上任

文化部高层亦出现人事变动。该部官方网站“现任部领导”一栏，近日出现了两个新名字：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欧阳坚，党组成员、副部长王文章。此前，欧阳坚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文章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

蒋建国任新闻总署副署长

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建国已于11月初调京出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党组副书记、副署长，进一步印证了近期地方大员和中央高官交流对调的调整态势。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网站“署长之窗”目前已经披露了这一消息，蒋建国在7位署领导成员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党组书记、署长柳斌杰。

另据《财经》杂志观察，在目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7位署领导中，有三位均是从地方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职位上调新闻出版总署的。除蒋建国，另两位分别是党组书记、署长柳斌杰，党组成员、副署长李冬冬。他们在调任新闻出版总署前，分别担任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其他变动消息陆续浮出水面

分析人士指出，加大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交流力度正在成为中共培养领导干部、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部署今年组织工作时就提出，要推进干部交流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加大权力部门、关键岗位、东西部地区和新提任干部的交流力度。据悉，中央部委高官和地方大员的这波人事调整还未完成，相信其他人事变动消息将陆续浮出水面。

(据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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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凤出任北大校长

昨日，北京大学举行仪式，吉林大学原校长、61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化学家周其凤就任北大校长。

近日，中国政法学原校长徐显明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山东大学原校长展涛出任吉林大学校长。据记者了解，这是继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南大学之后，第四、五所国家重点大学党政领导职务变动。由此，中国名校校长书记大换岗渐成高潮。

对此，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回应称，重点大学党政领导职务调整，原因有多种：有的因为年龄原因正常退休，有的则是工作需要进行轮岗。

　　周其凤常与学生一起在学校食堂进餐，了解各方面情况。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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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其凤

　　此前报道：今天，北京大学举行仪式，61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化学家周其凤就任北大校长。他是浏阳龙伏镇尚埠村人。回忆自己的人生履历，他不无感慨地说：一提到浏阳，“走起路来头都抬得比别人高一些”

　　新任北大校长是浏阳人

　　61岁生日接到新的任命

　　初冬的北京阳光暖暖地泻在大地上，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红叶灿烂。就在今天，北大师生员工将告别退休的老校长许智宏，迎来新校长周其凤。

　　11月5日，吉林大学校长周其凤就接到了中央有关部门通知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而且，这一天，恰好是周其凤61岁生日。面对组织的关心和鼓励，周其凤十分激动。“真是机缘巧合，十分高兴，十分感恩。”周其凤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

　　那一天，吉林的朋友们在长春的华天大酒店举办了一个小型聚会为周其凤送行，并祝贺他的生日，他喝了一点酒。的确，人生能有几个60年？61岁，在周其凤脚下，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也许前面的路依然艰辛，但我会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我会把感恩铭记心中，把祝福留在心底，把理想付诸行动！”这是周其凤的生日感言，更是他对新征程的宣誓，仿佛岁月并没有在他脸上写下过多的痕迹。

　　“我由衷地感谢中央对我的信任，同时也恳切地希望得到北大全体同志们的接纳、认可和欢迎。作为新一任北大校长，我深感责任重大。我要做一任合格的北大校长，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伟大事业作出应有的积极贡献！”掷地有声，一诺千金！北京大学建国以来的第十任校长周其凤，61岁的浏阳伢子周其凤，依然十分年轻！

　　周其凤是在2004年7月出任吉林大学校长的。此前，他曾经担任过北大高分子科学研究所所长、北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北大副教务长等职。2001年6月至2004年7月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主任、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秘书长，兼任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任。

　　 “山沟沟里飞出去的金凤凰”

　　1947年农历10月，周其凤出生在浏阳龙伏镇的尚埠村。“当时的尚埠村，是隐在大山里的穷沟沟。父亲去世得早，母亲把我们兄弟四个拉扯大，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回忆年轻时在家乡走过的路程，周其凤至今仍唏嘘不已。

　　“其凤，人如其名，他是一只凤凰，一只从我们这个山沟沟里飞出去的金凤凰。”现在，当有人在龙伏镇说到周其凤时，当地热情好客的乡亲们一定会滔滔不绝地这样来说关于周其凤的故事。在他们的心目中，周其凤代表着这里不向困难低头、不懈进取的民风与精神。同时，周其凤是他们中间的好兄弟，寄托着他们的光荣与梦想。

　　“小时候，家里穷得常吃不饱饭，有上顿没下顿的，上学的学费更是常常付不出。”而5岁的周其凤偏偏倔强地要提早读书，由于年龄不够，他不得不硬着头皮虚报自己7岁，这种执著使他比别人家的小孩早一年多踏入学堂。

　　苦难的生活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或许是一种天赐的历练。周其凤读初中时离家有60里山路，高中则是80里。而这样的艰难求学路，由于家境拮据也常面临辍学的窘境。小学时，好心的学校老师常常宽容他拖欠学费。有一次实在不好再拖，周其凤拿走家里仅有的一只铜壶去学校，想以此抵当学费。母亲追出来，周其凤因恐慌把铜壶丢进水塘里。后来母亲捞起铜壶，借钱给他补交学费。还有一次，他放学回家，母亲病得很重，弟弟哭泣并埋怨他，说母亲是为他交学费急成重病。周其凤听后一边哭一边跑出家门，躲进村后山林。母亲请全村人举着火把敲锣敲鼓才找到他。从此以后，家人不敢再提退学的事了。当时，他也可以退出高中回到乡里做乡村教师。那时候，他也曾经盼望着有机会成为村里的汽车司机。

　　1965年，周其凤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那一年，从老家到长沙去坐火车，他打着赤脚走了两天两夜。“那时候的路真难走。”也许是对脚下的“路”早就有深刻的认识，以后的日子里，人生的路再难，他也走得扎实稳健。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历史上的惟一

　　在北大，他得到最高助学金，19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城里人的月工资。

　　“文革”中的大学生活，当大部分学生都热衷于闹革命时，周其凤却借了一本英文版的《普通化学》，没事就拿出来读。那个年代，明目张胆地读原版书，除非吃了豹子胆。周其凤偷偷躲到蚊帐里、被子里读。自己能读懂的地方自己看，读不懂的，他就整段整段地背下来，然后利用劳动工余时间请教外籍教师，就这样，他不仅重新梳理巩固了基础化学知识，也增强了英文。

　　1978年，周其凤在恢复高考后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取国内著名高分子化学家冯新德的硕士生，几个月后，他又考取国内首批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留学生，那一批，全国只去8个！周其凤1983年2月获博士学位，只用了两年零7个月，以如此短的时间获得博士学位，这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历史上的惟一一个。

　　1983年5月，他回到母校北大执教。从美国回到国内，周其凤长期在高分子领域高端思考和探索。在80至90年代的高分子合成和液晶高分子领域，全世界科学家基本上只用两种思路研究和合成。一种是以美国人为代表的，利用缩合聚合方法合成刚性分子，合成后的材料在物理上具有很好的强度和力学特性。这是由特定化学结构给出材料物理性能的方法。还有一种是以德国人为代表的，用加成聚合方法，这种方法合成出来的化学材料具有很好的柔性，可用于制造光电方面的功能性材料。在充分了解、认知和掌握国际上关于高分子领域科研和合成方法的基础上，周其凤提出了第三种研究和合成的方法，这一种合成方法合成的液晶高分子独成系统，既区别于德国人的又不同于美国人的，属于第三类液晶高分子。

　　周其凤这一理论同时促进了国际上高分子学科理论和试验技术上的提升和发展。当前，围绕和跟踪这一理论进行的科研和实验，始终以中国人做得最好，并在科研中不断有新发展。最近该理论在应用领域可能有较大突破，这一方法合成的高分子材料是当前信息领域最有特性的材料，美国专家跟周其凤开玩笑说：“你要发财了！”

　　当然直到今天，周其凤也没发财。他执著地坚守于教学与科研领域，倾其全部心血，付出了常人不能想象的努力。1999年，52岁的周其凤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做人、做学问、做官，周院士都是一流的，尤其是做人，堪称极品。”熟悉他的人，都对他朗朗的笑声和温暖的大手印象深刻。“跟他在一起，你不敢撒谎，不敢偷懒，他的真诚与勤奋让你做不了这两件事。”在医学界享有盛誉的博士生导师王冠军如是评价周其凤。

“堵枪眼”的吉林大学掌门人

　　2004年7月，周其凤受命于危难之中，担任吉林大学掌门人。对于担当这个副部级的职务，周其凤起初反而并不乐意。一是他热衷于教书做学问，跟学生在一起，不想当官；二是当时他还有别的更好的工作选择。当时的教育部长找他谈话，说：“我不是让你去当官，我是让你去堵枪眼！”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今天的周其凤依然有些激动！“我是湖南浏阳人，那个地方出过谭嗣同，出过胡耀邦，当组织上对你说让你去堵枪眼的时候，作为湖南人，你还能犹豫吗？我说那我去，我没提任何条件，我来了！”湖湘文化中的霸蛮、执著、虽九死而犹未悔、九头牛拉不回的“一根筋”，在周其凤性格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周其凤当时面对的现实是：由六所高校合并而成的新吉林大学，学校的平稳过渡和实质性融合过程曲折，亟需一次“化学反应”让彼此凝聚团结起来；六校合并后师生员工近10万人，但负债达30亿元，教学科研发展举步维艰。周其凤上任的第二天，就收到附近一家法院的通知，要求学校交纳教师的失业保险金和滞纳金7000万元，这正是学校当时在银行里能用的钱数。

　　“我没有任何个人的追求，我不要求什么，我只希望将来别人评价我时说，周其凤珍惜了组织上给予他的工作机会，做了对得起良心的事情。做事情就会得罪人，这个我懂。但如果抛弃个人的私心杂念，从国家和大家的根本利益来考虑，也就无所谓了。我只做事，绝对没有整过人，自信没有因私得罪过人。”周其凤在回顾自己四年多东北工作的历程时，这样说。

　　与此相映照的是，如今的吉林大学变挑战为机遇，各项事业稳步推进，学校发展的规划已经明晰，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初露端倪，学校综合实力稳步上升，全国规模最大、学科最全的大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不久前，教育部在对吉林大学和他本人进行为期两周的详细考核，广泛听取了师生的意见后，从六个方面对他的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让周其凤长舒了一口气。他的堵枪眼之旅，取得了圆满成功。

　　 花鼓戏《刘海砍樵》唱得有板有眼

　　与周其凤接触，常常会被他对家乡的挚热深情所打动，那是骨子深处的一种自然流露，那是融入毛细血管的一份浑厚表达。他常说，很庆幸自己是个浏阳人，“一提到这，走起路来头都抬得比别人高一些。”

　　周其凤对自己的家乡同行有很高评价：“长沙是一个国际性城市，同时高教事业发展很快，是个名不虚传的大学城。”去年春节，他参加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召开的湘籍高校校长座谈会。他就如何进一步推进长沙大学城建设、进一步加强高校科技产业成果转化，以及家乡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抓紧建设教育强省等发言，他的建议得到张春贤书记、周强省长的高度评价。

　　周其凤喜欢与老乡来往，对老乡的事情非常热心。在他的概念里，老乡往往与“故乡”有着相同的内涵，因而有着特殊的感情。

　　周其凤爱家乡，爱得很深沉，大事小情只要与他扯得上关系的，他都舍得出力。村里的水泥路通了，周其凤为此没少费力；镇里五保户和老人的生活，他很是关心。就在今年9月，他领着从北京献爱心的软件企业来到浏阳，使不少中小学课堂都用上电脑。那一天中午，为了款待北京来的企业家，周其凤和他的弟弟亲自将家里养的一只山羊杀了，还到塘里打了一网鱼，摆了三桌丰盛的酒席招待客人。

　　“浏阳的烟花应整合资源，创立驰名商标。”周其凤多次提议。现在，在他的推动下，浏阳烟花创立驰名商标的工作正在积极运作中。

　　周其凤非常关注家乡的文化产业发展。他的湖南花鼓戏唱得十分好，经典剧目是《刘海砍樵》，一招一式有板有眼，令人忍俊不禁。他说，湖南花鼓戏应该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呼吁社会各界都来关心包括花鼓戏在内的文化产业的未来，使这个本土的文化能够源远流长。其实，周其凤最为关注的是家乡的旅游业。就在今年国庆期间，在与长沙市领导袁观清、陈泽珲见面时，他还非常急切提出希望抓紧宣传开发浏阳石柱峰风景区。作者：贺永强

　　主编说话

　　记得北大那一边

　　许参杨

　　上周到广西柳州参加全国报纸副刊年会，会议安排赴侗寨采风。途中，正当我兴致勃勃穿行于青山绿水，接到钟叔河老先生的电话，说给我的邮箱传了稿子。素来钟爱老先生的文字，言简意丰。回长后忙不迭地打开来读，是钟老的《自序两篇》，心说，这期星期天专刊读书版有好头条了！

　　钟老文中提到自己的旧作《记得青山那一边》，我一见这题目就喜欢，有种间隔的迷离之美，印象中该篇也是我们副刊发过的。此次《星期天》一版的主稿是专访浏阳籍人士、今天就任北大校长的周其凤；如今什么人什么事只要沾上“北大”二字便分量陡增，何况我们老乡周先生出任的是北大校长。读着贺永强兄久违了的鲜活字句，我想象他与周先生谈笑风生的样子，眼前跳出一句：记得北大那一边。

　　我应该算是北大人，虽然没能在燕园读本科读研，只是十多年前念过一年进修班。但我至今还记得初跨入北大校门时，北大学兄对我说：“在北大，你不用上什么课，光听这些讲座就够了。”课终究要上的，曹文轩先生给我们讲《思维论》，陈平原先生给我们讲《现代小说史》，钱理群先生给我们讲鲁迅徐志摩。最记得已故的佘树森老先生，佘老是当代散文研究的大家，每次上课轻言慢语，神情和蔼，下课了，总是亲自将黑板擦得干干净净，方才离开教室。

　　还记得骑着叮叮当当的自行车冲过三角地去听讲座，还记得铺满银杏落叶的金黄小径不忍踏上一只脚，还记得顶着漫天雪花到温暖的女生宿舍借那本心仪的小说……

　　《自序两篇》中写道：《记得青山那一边》“典出德国斯托姆作小说《茵梦湖》，巴金译文有云：我们的青春就留在青山的那一边，现在它到哪儿去了呢？真的呀，有谁知道，谁又能说，我们的青春它到哪儿去了呢？”

　　呵，什么时候我能回北大校园走走呢？（长沙晚报）

李自成是历史上最牛的下岗工人？

发表时间： 2008年11月12日 07时46分         评论/阅读(37/4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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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后来成为短命大顺皇帝的李自成来，人们头脑里闪现出来的是一个农民英雄形象。其实，在发动起义前，李自成是个下岗驿卒。也就是说，在下岗前，他本是捧“铁饭碗”吃官家饭的“工人”。 　　李自成（公元1606—1645年），陕西米脂人。童年家贫，曾为地主放过羊，吃尽了生活之苦。明末陕北连年旱荒，农民纷起暴动。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21岁的李自成投米脂县银川驿当驿卒。驿卒的任务是传递公文，护送过往官员和重要宾客，运送重要物资。这是一种苦差事，报酬却很低，一天不过工银三分。明代，十里置铺，六十里置驿，但驿站这个公家设施却成为了官员谋利的工具，常常以此损公肥私。驿卒们本来就很低的工资，也常常被贪官们克扣得分文不剩。 　　崇祯三年，朝廷为节省开支整顿驿站，裁撤数万驿卒，一年多共省下68万两左右的白银——事后证明，这区区68万两白银恰恰成为明王朝灭亡的代价——由于裁减驿卒，李自成下岗，愤而参加农民军，“奋臂大呼，九州幅裂”。关于李自成起义的真实缘由，博主刘继兴遍查史籍，发现康熙《米脂县志》明确记载：“明末李自成，银川驿之马夫耳。因裁驿站、饥荒，无所得食，奋臂一呼，卒至土崩，不可救！” 　　李自成大旗一展，饥民齐集。由于在政府部门做过事，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其起义队伍十来天内就发展到数千人。不屈不挠、战斗到底是李自成的鲜明个性。在好几次惨烈的战争中，他都几乎是全军覆没，一次只剩下刘宗敏、李过、高一功等18人，又一次只剩下50多人，换作别人早就玩完了。可李自成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竟一次次咸鱼翻身，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最后拥军百万，占领了北京，宣告了大明的灭亡。后世的研究者们尊他为世界500民族英雄之一、世界15位革命崛起者之一…… 　　由于没有正确认清形势，没有能很好地巩固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李自成的大顺皇帝昙花一现，功败垂成，以悲剧英雄结束了人生。但他却以其血的教训启迪和教育了后来的执政者和革命者，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工人出身的李自成，始终不忘本色，性格中有艰苦朴素、淡泊财色、宽以待人等许多优点，连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明史》都不得不如此记载他：“不贪财利，不好酒、色，脱粟粗粝，生活简朴，与其下共甘苦。很能礼贤下士，纳人善言。”　 　　壮哉李自成！下岗后一点都不气馁，反而以更大的激情挥洒生命，居然拥有了如此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人生，真为古代的所有下岗工人都争足了面子

来源： 作者： 时间：2008-09-08 Tag：Zara   GAP   阴击战   点击： 137

　生意社8月22日讯　多款少量的ZARA打败了少款多量的GAP，这会是个什么兆头？ZARA快销时装老大的位子能不能坐安稳？

　　差不多40年前，服装送货员阿曼西奥·奥特加(Amancio Ortega)经常在西班牙拉科鲁尼亚的一间名为“Sarrión”的酒吧里跟朋友大谈创业经。

　　“我一定得搞出些名堂！”这个家伙成天嚷嚷。后来，他自立门户开了一家生产女性睡袍的小作坊。1975年，他开了ZARA的第一家店。

　　现在，这个家伙打败了GAP。

　　8月12日，ZARA的母公司西班牙Inditex集团发布了2008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期间ZARA实现22.2亿欧元的销售额，比上个季度增长了9%；其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对手、销售额已经连跌4年的GAP的这次又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为21.7亿欧元。看上去就超过了那么一点点，但这对这两家公司而言却是历史性的转折?过去，要在时装

零售界打败GAP就像要在快餐界超过麦当劳一样不可思议。

　　Inditex的一位发言人说，ZARA成功的秘密就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跟上顾客的所想所需”。这家来自西班牙的快销时装连锁企业的发展速度相当惊人，从位于拉科鲁尼亚的第一家ZARA服装店开始，1980年代这一品牌的分店就已经遍布西班牙全国。1988年，ZARA在葡萄牙的波尔图开设了第一家国外分号，1989年在纽约的店铺开张，1990年攻入时尚中心巴黎。

　　现在ZARA在世界70个国家开设了3900家门店，比创立于1969年的GAP多出800家左右。Inditex公司首席执行官Pablo Isla表示，到2009年，ZARA在全球的连锁店将达到4000家。

　　有媒体认为，奥特加是洛克菲勒的忠实追随者。他行事低调，从不接受采访，严格遵循着洛克菲勒的遗训?“在报纸上最佳的曝光模式就是刊载你的出生、结婚以及死亡的小小简述”。他把这一习惯传染给了ZARA。这个习惯能让他把时间用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也让ZARA把钱都花在了最有效的地方?店铺。

　　店铺是ZARA最主要的市场工具。33年里，ZARA一直坚持“零广告”的策略，比起把钱大笔大笔地花在媒体宣传和市场活动上，ZARA更偏向于用盈利所得开设更多的店铺。每登陆一个新的市场，ZARA都会先在大城市中心区域的最繁华路段开店，然后再把触角伸向较小的市镇，在不做任何广告的情况下让品牌影响力辐射全国。这就像一滴油在织物表面慢慢延展的过程?在Inditex集团，这种策略被称为“油污模式”。

　　通常，流行时装品牌一年推出的产品款式是2000到4000款，对于像GAP和优衣库(UNIQLO)这样注重基本款设计的品牌来说，这个数字可能更小。而ZARA每年要推出1万多款新产品，这些新产品是从它的设计团队每年超过4万款的设计中选出来的。庞大的新款数量，是为了迎合更短的产品生命周期。Inditex集团原首席执行官Castellano说：“在时装界，库存就像是食品，会很快变质，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来减少反应时间。”

　　ZARA聘请的260多名设计师坐飞机穿梭于各种时装发布会上，去巴黎、米兰、伦敦、纽约的时装秀寻找灵感。他们还会出入各种时尚场所，把获得的最新的服装时尚信息迅速反馈回总部，然后马上会有专业的时装设计师团队分类别、款式及风格进行改版设计，重新组合成ZARA自己全新的产品主题系列。

从设计到生产到成品上架，这一过程被控制在4到5个星期内；如果已上架的产品需要改进的话，只需要两个星期就能完成。新款产品的产量达到预定的50%到60%时就送去商店，如果上架后的第一个星期表现不佳，就会立刻被撤下，也就不再追加生产；如果卖得还不错，那就在接下来几周把预定的产量完成。不过，即使是热销款也不会在店里停留4周以上，这就使得顾客们在看上某件衣服时不敢过多犹豫，因为很可能过几天就看不到它了。

　　GAP则是走传统路线，搜集素材、酝酿设计、大量生产、全球铺货，这两三个月的时间都够ZARA翻新好几轮了。快速的产品更新吸引人们一次次走进ZARA连锁店。以西班牙为例，普通流行服装店的顾客平均回头率保持在每年3次，而在ZARA这一频率是每年17次。

　　每年ZARA要为这种模式支付几千万欧元的侵权罚款，但ZARA并没有因此放弃，因为ZARA从中赚取的利润要比罚款高得多。印度的《Businessworld》杂志把ZARA描述为灵活的跟风者?“传统时尚业者总是试图用提前预测的趋势来影响消费者，但ZARA不这么做。它只是时尚跟风者，它把精力集中于迎合消费者的口味，他们想要什么，它就制造什么，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让产品上架。”

　　时装大牌们对那些High Street时尚品牌都恨得牙痒痒，自己的新设计总会在发布会开完没几天就在流行时装店里卖，明星们定做的晚礼服过不了几星期就会被仿制成夜店小女生身上的廉价货。“ZARA可能是最具创新意识的企业，但同时也是最具破坏性的。”LVMH的时尚总监Daniel Piette说。

　　追随潮流确实要比引导潮流更省心。奥特加已而Rosso近几年亦希望自己的产品更老练、另类。

　　1980年代初，Diesel不过是意大利时装集团Genius旗下的一个二线品牌，价值700万美元。当时，一个留着过时胡子的小经理在一次公司会议上提出，“有一天我们会超过Levi's”。

　　大家都以为他疯了。那时候，Diesel仅仅是公司为了处理边角料和滞销货而创立的品牌。甚至连个好名字都没给起?diesel，又慢又呛人的廉价柴油车。1985年，这个已经50岁的经理，来自意大利东北部帕多瓦的农民的儿子，拿着一张纺织品贸易学校的毕业证，用自己的集团股份交换来了Diesel品牌。如今这个经理已经成为时尚界大名鼎鼎的Renzo Rosso，而Diesel也成为了一种穿着方式、行事方式甚至生活方式。

　　如今，CHANEL或GUCCI这样的奢侈品大牌变得越来越可以预测，Diesel却因其新奇甚至诡异的店面设计和广告，以及圈外人士的领导，越发显得卓尔不群。

　　20多年来，Rosso一直相信休闲服饰将是时装界长期赢家，虽然他的公司的市值还没有达到Levi's的一半，但是它增长快速、利润丰厚。Rosso的目标就是“做最大里面最酷的”。他的Only The Brave公司是意大利最大的时装公司之一，除了Diesel之外，旗下还拥有高级时装生产公司Staff International、比利时品牌Maison Martin Margiela、加拿大品牌DSQUARED2、希腊品牌Sophia Kokosalaki以及英国朋克教母Vivienne Westwood创立的同名品牌，公司去年销售额增长10%，达到了13亿欧元。Rosso当年在Genius集团的合伙人Adriano Goldschmied评价说，“终于，终于，他又做出了重要的决定。他将拥有引领下一波时尚的集团”。

　　那些大牌店铺的经理通常会提醒销售人员不要以貌取人，穿西服的也许是为了逛街而特意盛装打扮的，穿条破牛仔裤的也许正是个百万富翁。后面这句话就是针对Renzo Rosso这种人的。穿着破烂牛仔裤是他15岁以来每天的打扮，他说这可以帮助他保持良好情绪，同时，他的事业也围绕着它展开。

　　“我喜欢和老家的朋友一起出去玩，和家人去好饭馆撮一顿，和当地的球队踢球。和他们在一起，我觉得比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在一起玩得开心。”Rosso说。他保持着每月阅读200本杂志的习惯。公司有100位时尚观察员穿梭全球各地向他汇报新的想法，而他会24小时回复所有员工的工作邮件。

　　“我完全相信创新，它让一家公司与众不同，也让一家公司长盛不衰，而不是昙花一现。”Rosso说。

在2002年收购了Maison Martin Margiela后，Rosso保持了这个比利时设计师品牌的一贯风格，并且让其生意快速成长，2007年其营业额上升50%达到6000万欧元。这让Viktor &